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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終結的苦難》吳祚來自述3 村莊裡沒有「政治」只尊重常識

  • 時間:2020-08-27 17:20
  • 新聞引據: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從未終結的苦難》吳祚來自述3 村莊裡沒有「政治」只尊重常識
農民對作者來說意味著樸素自然、尊重常識,而傳統鄉村讀書人更有耕讀生活,在自然生活中安享自由。(Louis Lo/Unsplash)
作者前言:我想從童年寫起,通過個人視角,體察大陸半個世紀以來的家庭與村莊、國家與社會,讓臺灣的讀者對大陸黨國與民間社會多一份感知。我的童年記憶可以追溯到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少年時代(1970年)「文革」開始淡化,並開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1980年代讀大學、讀研究生,我在北京親歷了聲勢浩大的八九民運,最早一批進入天安門廣場示威,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後來又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而遭免職,茉莉花運動時被拘審差點身陷囹圄。我想把個人親歷複述成為文字,讓個人記憶匯入家國記憶庫。大陸苦難的歷史並沒有終結,一切仍然在進行中,大陸知識人身陷精神困境,與大陸民眾一樣無力解脫,這些文字不僅為了不忘卻,也希望給困境的同道們一份勉力。


父親是一本《常識》

我們小時候的課本與小人書,都寫著國民黨的國軍不抗日,見到鬼子望風而逃,相關歷史教材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有改觀,中學歷史書中開始有國民黨軍隊抗日的內容,但在九十年代初,我遇到一位從部隊考入北京的研究生,居然對抗日史的認知還在停留在文革時期:國民黨什麼時候抗日的啊?可見中共的宣傳對一些人的洗腦完全改變了歷史觀。

而父親卻會指著對面獨秀山,告訴我說,山上有日本軍隊的雕堡,國民黨軍隊就在我們村附近的馮屋村炮轟日軍,還有一次戰鬥就在後面的村莊打響,遇到這樣的戰爭,村民們提前就撤到很遠的地方,如果躲不開,就臨時躲在家裡地窖裡或者可以藏身的地方,躲過戰火。東北有朋友對日占時期還有好感,譬如記得日軍派糖給孩子們吃,或者花錢雇人修築工事,但我們村莊對日軍的記憶更多的恐怖與動盪,侵略戰爭帶來的只會是苦難與抵抗。

我的常識從少年時代開始來自父親不經意的口述,課本上寫的是書上寫的,更多的真相卻來自父親述說。


比起課本上寫的宣傳,更多真相來自父親述說。 (Zahra Amiri/Unsplash)

關於地主,父親說,我們這裡的地主,沒有壞人,只是家裡多了幾畝田地,有些得幾代人經營積累,一些人家多些田地,都得付出辛勞,有些是幾代人的積累所得,鄰村的地主劉慶勝,他平常的生活與村裡其它人一樣,農忙的時候雇人去插秧或收穫稻穀,他得讓幫工吃得好一些、飽一些,這樣幹活才幹得好,特別是插秧,如果不用心栽插,會影響秋後收成。請人幹一天給一天工錢,或者秋後給糧食(打長工的農民秋後多會得到糧食),都是自願的,談不上剝奪壓迫。父親說政府要這麼劃分出一些地主富農,是國家的政策,共產黨就要把一些富人地主打倒,但老百姓跟地主沒有私仇。

父親生於1934年,抗日戰爭時正值童年、少年,所以還保留著一些印象,當他敘說這些與中共宣傳完全不同的內容時,拉家長一樣淡然,也沒有什麼害怕,從沒有叮囑我:別到處亂說。村莊裡的人們在一起也會說起從前,說到哪一支國軍部隊在附近與日軍打仗,沒有人害怕說出歷史真相會受到懲罰,或被人舉報。當時並不覺得這是件多麼了不起的事情,但現在回想起來,卻對村莊裡的人們產生由衷敬意,他們擁有了「言論自由」,無懼於中共的政治恐怖,最為可貴的是,他們之間有天然的互信,相信說出來,不會被人舉報。

民間仍然想像著民國政府回到大陸

父親說到過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共建政初,三反五反,對國民黨底層幹部與親國民黨的地主的誅殺,有些是政局還沒有穩定時中共的遊擊隊在夜晚突襲,直接去抓捕他們認為的反革命分子,親國民黨的底層鄉紳,沒有審判,直接殺害,最令他難忘的是離我們村莊不遠的一家「反革命」地主,兒子隨國軍去了臺灣,父親在家慘遭處決。最令人動容的是他家的那只狗,一直守護在主人被砍掉的頭顱邊,不肯離去。

中共如此殘忍對待已經退出歷史舞臺的國民政府相關人員或親屬,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古代改朝換代之後,多會寬待前朝遺老,不僅如此,還會拉攏他們進入新朝廷任職,躲避不就者還會被處罰。顯然中共政權沒有自信,害怕國民政府軍隊反攻大陸,這邊的遺留人員會裡應外合。

父親說,許多村莊都準備著國民黨反攻回來,不覺得共產黨的這樣搞下去會長久。我記得非常清楚,上小學時春節去一個親戚家,表叔對我說,推背圖上有說:老蔣回不來了,但小蔣還會回來。我覺得他說的不可思議,書上寫著都是國民黨反動派被中國人民打倒了臺灣,而我的父親、村民還有親戚卻對民國抱著好感,甚至幻想有一天還會回來。

總有人說農民是有小農意識,保守落後,甚至一度罵人是「農民」成為某些人的口頭禪。而我總以自己的農民出身而驕傲,農民對我來說意味著樸素自然、尊重常識,意味著衣食自給,而傳統鄉村讀書人更有耕讀生活,在自然生活中安享自由。

「傳統」像一種氣氛,它能籠罩在村莊之上,使村莊按照自己的習俗與規則運行。村莊與父親,即便在文革時代,仍然保守著一定的自由,在常識與常態中勞作與生活。父親親口告訴我的許多關於社會與歷史的真相,現在回想起來,影響深遠,特別是使我與課本上的宣傳保持了距離。

作者》吳祚來  專欄作家,獨立學者,八九六四最後一批撤離廣場,原中國藝術研究院雜誌社社長,因零八憲章第一批簽名被免職,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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