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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英國廣播公司的主持人安德魯·馬爾（Andrew Marr）就新疆問題採訪了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馬爾援引阿德里安·曾茲（Adrian Zenz）的調查報告《中共在新疆使用強制避孕對維吾爾人生育率的壓制》中的數據，指出在2015年到2018年之間兩個最大的維吾爾人聚集區（喀什，和田）人口增長率下降了84%，質詢中國政府在新疆施行的人口政策。劉曉明否認有關「種族清洗」的指控，只說近40年來新疆維吾爾族人口增長了一倍，從550萬（1978年）增長至近年的1100萬（2018年）。這個選擇性援引數據的回答掩蓋了中共在新疆的人口政策本質，即逐步建立起漢族至上的現實。
首先值得質疑的是，中共在新疆已經統治了70年，為什麼劉曉明只提近40年的人口變化呢？這是因為新疆民族結構的巨大變化是在中共統治新疆的前30年中奠定的基本格局。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新疆總人口為480萬，維吾爾族佔75%，哈薩克族10%，漢族6%，剩餘9%為其他民族。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新疆總人口增長至1308萬人，漢族比例上升為40%，維吾爾族下降為45%，哈薩克族7%。這個人口結構在未來三十多年基本維持不變。如果從中共統治新疆開始算起，比較1953年和2019年的人口統計數字，新疆的維吾爾族人口只增長了2倍，而新疆的漢族人口卻增長了27倍。那麼中共如何在統治新疆的70年中逐步達成了漢人對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民族的主導呢？
前30年改變新疆民族構成比例
1950年代初，新疆軍區的17.5萬解放軍成立了生產建設兵團，在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建立農牧場。為了解決兵團內男女比例失調的問題，中共從各省招募10萬婦女遷入兵團。隨後幾年，東部省市陸續有13萬農民被轉入新疆兵團，成為農業工人，轉為兵團戶口，兵團的民族構成漢人佔85%以上，主要領導是漢人。 1950年代末，兵團在新疆總人口中比例達到五分之一，是集軍、政、企三位一體的殖民組織，兵團漢人的生活與其他民族基本上是隔離的，成為監視和鎮壓其他民族的武裝集團。
另外，中共開始從其他省市將60多萬漢人調往新疆，安置在政府機構、醫院、教育機構、礦山和工廠。 1959年至1961年，中國大部分省發生飢荒，70多萬饑民逃到新疆。截至1960年代初，從各省總共淨遷入新疆人口約為167萬人，加上移入新疆漢族人口的自然增長，極大改變了新疆的民族構成。這個階段已經開始實施單位和戶籍制度，由政府安排遷入新疆定居的漢人一般20年不允許離開。根據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新疆總人口為744萬人，漢族比例大幅度上升為33%，維吾爾族急遽下降為54%，哈薩克降為7%。文革期間，中共繼續將各省約100萬人遷入新疆。又有40多萬上海、武漢、天津和杭州等地的知識青年被送往新疆，其中約五分之一的知青後來留在了新疆。這些因素合在一起導致1982年人口普查時維吾爾族比例降到人口半數以下。此後幾次的人口普查中，中共一直在精心維持類似的比例。 2010年的人口普查仍然是維吾爾族佔新疆總人口的45%，漢族佔40%，哈薩克族約7%。
資本積累過程中的漢族霸權
1990年後，政府以經濟利益為驅動，使新疆成為各省民工主要遷移目的地。鐵路公路的開通將外來民工送往新疆各個角落：塔克拉瑪干沙漠的油田，塔里木盆地開採點，阿克蘇和喀什的棉田，城市地區的各種建設項目等。政府動員維吾爾農民出讓土地，然後以低廉的土地價格、優惠的稅收政策等吸引東部省市的企業前往新疆大量投資設廠。漢人移民也大量遷入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聚居的喀什、和田、伊犁等地區。各種投資項目多以漢語為主導，有利於漢人就業，而當地的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卻很難在家鄉找到工作。
自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中共繼續減少政府、企事業單位非漢族領導的比例，維吾爾人越來越喪失對決策過程的參與。八成以上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被繼續固化在農、林、牧、漁、水利和初級加工行業，而漢人是產業結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策者，主宰了經濟、文化和科技行業，成為各種產業利益的主要獲利者。
最近五年的系統性迫害
2015年，中共推進一帶一路，使新疆的戰略和經濟地位更為重要，把推行維吾爾人口政策與去極端化、去宗教化聯繫起來。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將極端化定義為反對實施中共的計劃生育政策，把維吾爾人大規模關入集中營，再教育內容是強制漢化和黨化教育。中共70年人口政策的軌跡，以漢人定居殖民佔據維吾爾人的土地，消除維吾爾族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公共空間，侵入維吾爾人的私人空間、剝奪身體自主、基本自由和生活方式，
華為公司財務長孟晚舟引渡案開庭，維吾爾團體抗議中國在新疆設立再教育營。(央廣資料照／特約記者王風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