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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會將於2021年4月28日恢復「2020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二讀。香港政府宣稱，該草案旨在改善免遣返聲請的審核程序，並引入措施以加強在執法、遣送和羈留方面工作。實施的理由為，積壓至2019年初的聲請案件超過11000宗，現時仍有約13000名聲請人或聲請被拒者因不同原因逗留香港，於是希望透過修訂法例提高入境處的審核效率和防止拖延手段，改善上訴委員會的程序和職能，加強遣送聲請被拒者，加強羈留和打擊非法工作；當然，最重要的是賦權保安局局長可訂立規例，以落實預報旅客資料系統。
其中有兩個修訂相當令人不安，修訂第37ZAC條明訂「如入境事務主任合理地認為，某聲請人能理解某語文，並能以該語文溝通，則該主任可指示該聲請人以該語文溝通。」這倒是奇哉怪也了，能否以該語文溝通，不是應該由當事人決定嗎？入境事務主任又憑何理由依據去判斷聲請人能理解某語文，並能以該語文溝通呢？如果聲請人未能以其能理解的語言溝通，則香港政府如何保障聲請人能獲得公平的法律待遇呢？雖然這個修訂並不直接影響香港人，但程序公義與法律公義是香港人堅持的核心價值，豈能為了節省時間和防止拖延而犧牲呢？
最受爭議的是加入第6A1b條款，賦權保安局局長可訂立規例，賦權予入境處處長，指示某運輸工具可或不可運載某乘客或該運輸工具的某乘組人員。加入該條文目的，根據香港政府4月21日聲明指出，為了履行「國際民用航空條約」下的國際責任，以推行預報旅客資料系統，提升國際民航保安，便利世界各地出入境管制機關云云。然而事實上，該預報系統設立原意是阻止恐怖分子的流動，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指，有關預報措施只應適用於有實質威脅的恐怖主義組織或個人上，而不是應用在懷疑酷刑聲請人士身上；香港政府的立法原意原本就完全與「國際民用航空條約」風馬牛不相及，把用於恐怖分子的國際條約應用於懷疑受酷刑的聲請人身上，已經全無道德可言。
更令人懷疑及憤怒的是，政府完全沒有回應市民及大律師公會提出的質疑，修例賦予入境處處長不受約束的權力，限制任何人搭乘任何交通工具進入或離開香港，政府聲稱修例只為針對入境人士，令潛在免遣返聲請者不能上飛機到港，那麼為什麼不在草案中訂明，局長只可以針對入境航班（運輸工具）才有權禁止該人登上運輸工具？香港政府明顯意在沛公，利用完善法例為名，限制異見人士或其親友離開香港，以入境法例作為統治和施壓工具為實，以免有更多的羅冠聰、許智峯流亡海外積極「打國際線」連結世界各地政府，對香港政府造成壓力，或變相軟禁異見人士及其家屬，一如劉曉波及其妻子劉霞，所不同的只是劉曉波夫婦的監獄很小，而暫時香港異見者的監獄比較寬廣，在香港境內可以隨意活動。
事實證明，即使劉霞逃離了中國之後，依然不敢接受記者採訪，不敢說中共一個不字，因為其家人還是沒有自由進出中國的權利，身處中國境內，作為中國政府的人質。香港政府這次修訂法律，就是要從根本上與中國法律看齊，將香港完全中國化。
香港政府枱面上說條例修訂是針對免遣返聲請人士入境，但是否只針對免遣返聲請者則不好說了。香港政府本來就會無理拒絕一些人士的入境，當然是因為北京的意願，如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執行長Kennyh Roth、八九民運領導者之一的王丹，以及法輪功人士等都曾在抵港後被拒絕入境，修例後不過就是連運輸工具都不能上而已。
以香港立法會目前全部由親中派組成看來，4月28日入境修訂條例草案完成二讀三讀毫無懸念，8月1日勢必開始實施，異見人士及其家人固然是最好儘快離開，以免將來走不了，普通市民亦應好好考慮是否應該在限期前離開。自從2019年以來，香港人正在迅速流出香港，資金也在迅速流出，北京何時會按捺不住，以強硬手段制止人才與資金流失，實在未能預料，今次修訂可能只是第一步，後續可能有更強硬手段亦不意外，香港人實在應該仔細思考去留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