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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九月下旬回到中國政法大學的當天晚上，我就來到馬建石老師的家中探訪，馬建石老師和劉夢丹老師夫婦對於我的平安歸來感到十分欣慰。我名義上是到馬建石老師家中探訪，其實也是向工作單位報到，因為馬建石老師是我所任職的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長。
正如我所預料的，大概是在我返校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我就接到了中國政法大學保衛部的通知，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人員已經來到學校，準備與我談話，讓我立刻前往應約。
談話的地點是在中國政法大學校內一號宿舍樓二層的一個房間，應該是中國政法大學保衛部的一間辦公室。我敲門而入自報身份：「我是吳仁華。」辦公室內有一位中年男士和一位年輕男士，因為都沒有穿著警服，我因此詢問：「請問你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員嗎？」中年男士回答說：「我們是北京市公安局七處的工作人員。你請坐吧。」
我們隔著辦公桌而坐，年輕男士拿出了紙和筆放在桌子上，顯然是負責談話記錄的，中年男子則是負責問話的主談人。剛一坐下，我就明知故問地問了一個問題：「北京市公安局七處應該就是預審處吧？」中年男子有點詫異：「你怎麼知道的？」我說：「我在考上北京大學之前在溫州的公安邊防部隊工作，隸屬於公安部邊防局，對公安系統的編制自然有所瞭解。」中年男子和年輕男子聽了我的這番話都露出了笑容，笑的原因自然是「我們曾經是一家人呀」，現場氣氛頓時輕鬆了一些。我達到了明知故問的目的，心中暗自有些得意。
隨後我又有意問了一個問題：「我可以抽煙嗎？」在中年男子回答說可以之後，我掏出一盒「雲煙」牌子的香煙，自己先點燃了一支煙，然後將香煙和打火機推過去，「你們如果也吸煙，可以隨意取用。」中年男子笑著說：「你這煙夠高檔的，我也來一支吧，我可買不起這樣高檔的煙。」當時「雲煙」的價格是每盒八元，僅次於每盒十元的「中華」煙。我也笑著說：「我每月基本工資只有九十七元，平時也抽不起這樣高檔的煙，只是每年回溫州老家度假的時候母親會給我準備高檔的煙用於應酬，溫州人太有錢了。」由此一來，現場氣氛又輕鬆了許多。
中年男子在正式談話開始前有一番開場白，大意是：我們今天來只是想向你瞭解一些情況，你不要有任何思想負擔。你知道什麼就說什麼，該說什麼就說什麼，能回答的就回答，不能回答的我們也不會強迫你回答。從中年男子的這一番話，我能感覺到他的善意，而且似乎在暗示我能不說的就不要說。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員對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真實情況無疑是瞭解的，許多人內心裏對像我這樣的參與者其實是同情的。這也正是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六四屠殺事件之後進駐北京市公安局所屬各公安分局和公安派出所的原因。
談話的方式是，由我按照時間順序敘述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運動中親身經歷，中年男子時而插話提問，主要是詢問陳小平的情況。我事先已經定下了談話的基本原則：一是只談自己的事情，不談別人的事情；二是只談中國政法大學的事情，不談中國政法大學以外的事情。因此，當中年男子問及陳小平和中國政法大學以外的事情，我一概回答說：「我不知道。」其實我知道陳小平的不少事情，包括接受陳子明提供的捐款，為中國政法大學師生的遊行示威購買製作橫幅的白布，參加陳子明、王軍濤主辦的薊門會議，在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活動，以及與劉曉波等大學青年教師籌建北京青年教師自治聯合會。在整個談話過程中，中年男子的態度始終很友善，沒有追逼我回答問題，也沒有因為我多次回答說「我不知道」而惱怒。
第二天我又應約在同一地點與北京市公安局七處的另外兩位男性工作人員進行了談話。談話的方式和內容與前一天基本相同，談話氣氛也很輕鬆，公安人員的態度也很友善，也沒有逼問和惱怒。唯一不同的是，公安人員插話詢問的對象是劉蘇裏，而不是陳小平，而我同樣以「我不知道」作為標準答案，沒有將我所知道的劉蘇裏的情況說出來。我只是提到了劉蘇裏在北京大學參與捐款製作《中國魂》白綢布橫幅，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有許多北京大學的校友參與，屬於公開的秘密；製作《中國魂》白綢布橫幅只是為了紀念胡耀邦，與所謂的「動亂」和「暴亂」無關，不會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或「顛覆國家政權」之罪名。
事後，我認真回顧了與北京市公安局七處工作人員兩次談話的情形和內容，從而有了一個判斷：這四名北京市公安局七處的工作人員應該分別是陳小平專案組和劉蘇裏專案組的成員，他們找我談話不是要瞭解我的情況，而是要瞭解陳小平和劉蘇裏的情況，陳小平和劉蘇裏的案子已經進入結案的階段，很快將移交給檢察院向法院提出起訴。
此後，北京市公安局再也沒有找過我，也沒有告知我對兩次談話有過什麼結論。讓我感到意外的是，中國政法大學校方有關機構始終沒有找我談話，我原本已經做好了接受中國政法大學清查辦公室審查的思想準備，並預先想好了應對的方式。我猜想中國政法大學清查辦公室沒有對我進行審查的可能原因是，當我返校的時候清查運動已經結束，不想因為我而節外生枝。
六四屠殺事件之後，中共當局先是進行了全國性的大逮捕行動，隨後又進行了全國性的大清查運動，從中央到地方到各單位都成立了清查辦公室，規定每個人都必須以書面方式詳細交待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期間的所作所為，並表態支持中共當局對所謂的「動亂」、「暴亂」的定性和處理措施，交由清查辦公室審核和做出結論。
與北京其他高校的情況一樣，中國政法大學的大清查運動也是匆匆走過場，沒有師生因為大清查運動而受到處罰，主要原因是師生們都在書面交待中避重就輕，不提與所謂的「動亂」和「暴亂」相關的事情，並相互證明「清白」，加之從校長江平、副校長陳光中到各系、各研究所和各教研室的領導人普遍支持或同情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
據我瞭解，在中國政法大學的大清查運動中，只有我任職的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碩士研究生浦志強在書面交待中將自己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的所作所為毫無隱瞞地全盤托出，並表態認為學生運動是愛國行為，是和平請願，絕對不是「動亂」和「暴亂」，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武力鎮壓不能令人接受。
中國政法大學有許多青年教師積極參與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在學生中起到了帶頭作用。而這些青年教師在大清查運動中也都輕鬆地過關，只有青年女教師費安玲因為牽涉到一位海軍司令部現役軍官的事情，承受了較大的壓力。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北京宣佈戒嚴以後，海軍司令部的一位現役軍官曾來到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教師集聚的小平房院子，與費安玲有過接觸和交談。在大清查運動中，中共軍方重點追查這位海軍司令部現役軍官的確切身份和交談內容。費安玲為了保護這位海軍司令部的現役軍人，始終堅持說自己不知道這位現役軍人的確切身份，也不記得談話的具體內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