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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日經亞洲》的報導，中國政府在2020年的財政支出中，用於「維穩」的公共安全支出高達2100億美元，足足比十年前翻了一倍之多，更比同年的國防預算多出了7%，顯見中國政府增加對社會的管控力道。雖然，近兩年相關統計數據尚未完整釋出，但是可以想像的是，北京當局落實「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以及變本加厲的數位控制手段，政府維穩支出勢必是有增無減，甚至佔政府財政的比重會屢創新高。
習近平延任 勢必強化內部制衡能力
對一個獨裁專制的政權來說，強化對社會的控制，無非是要維持政權的穩定，從中共統治的慣性來看，「內部制衡能力」一直緊握在每一代領導班子的手上，從鎖國時期的毛澤東，到改革開放的鄧小平，甚至是準備邁向延任的習近平，無論是實質的治理手段，或是制度上法律的建置，中共的統治思維並非是由下而上的社會信任，而是由上至下的政治箝制，嚴防爆發任何顛覆政權的可能性。
當然，近年來，中共對於社會的控制更肆無忌憚，主要原因就是要滿足習近平個人的權力慾望，2012年，習近平掌權後，大刀闊斧對內展開「反貪腐」的政治肅清運動，當時社會大眾一片叫好，殊不知這只是習近平為了走回強人統治的精心布局，隨後在他的第二任期解除延任的限制，並將對內管控的範疇延伸擴大至社會經濟面向，數位科技更成了他維穩政權的工具，全面對內展開社會控制。
最值得一提的是，自2020年開始，COVID-19疫情、香港反送中運動，都是證明中共對內增強維穩的有力證據。針對疫情防控部分，北京當局實施最為嚴格的「清零路線」，各地強制封城、驅離的手法，不但犧牲了民眾日常生活的便捷與常態，更因此對產業經濟產生衝擊，不僅如此，北京當局也全力壓制「動態清零」所引發的社會不滿情緒，甚至把追蹤確診者足跡的「健康碼」，運用在對內控制。據傳河南村鎮銀行爆發金融危機時，地方政府藉由「紅碼」來阻撓民眾上街陳情討回存款。
2019年9月29日全球反極權大遊行香港現場，港警全副武裝。(圖：詹婉如攝)
「維穩」是中共鞏固政權的主旋律
除此之外，近兩年，北京當局也把維穩的手伸進「一國兩制」的香港，2020年中共逕自通過「港版國安法」，還實施了「愛國者治港」的「選舉改制」，「香港自治空間」蕩然無存，港府也配合中共中央，對民主派人士展開政治抓捕及司法濫訴，北京當局限縮香港的言論自由空間，禁止內部出現任何妄議中央、批評中共的輿論，同時力行「愛國教育」的政治洗腦，目的便是為了鞏固中共政權，以及維護習近平的統治地位。
中國政府的公共安全預算，隨著中共二十大逼近，支出勢必會愈來愈多，尤其近年來，中國面臨內、外部挑戰更為險峻，國際反中意識抬頭，國內經濟發展陷入瓶頸，再加上數位科技猶如一把雙面刃，北京當局可以透過科技對內控制，中國民眾也接連在網路上抒發不滿言論，當社會壓抑的挫折感愈來愈強烈，政府的管控程度也只會增強、不會減弱，形成政治與社會相互對立，「控制-反抗-再控制」的「惡性循環」，這讓中國未來發展充滿更多不確定性。
從學理的角度來看，政府本來就具備絕對的強制力，而民主與專制最大的差別在於，專制政體缺乏政府內部的相互制衡機制，以及民眾沒有改變政治的權力，所以，獨裁成性的中共政權，把國家機器當作宰制社會的利器，無所不用其極來維穩自己的執政地位，在他們眼中，唯恐政權被顛覆，寧可錯殺一百，也不能容忍任何政治挑戰者出現，中共才是中國憲政唯一承認的合法執政黨，其他政治、社會、經濟團體，都只是在中共底下的附隨組織罷了。
持平而論，中國政府增加維穩支出，這是必然會有的結果，畢竟權力的貪婪，會讓掌權者更沒有安全感，唯有對內不斷控制及打壓，方能換得短暫的穩定感；諷刺的是，沒有一個獨裁者會滿足現況，就算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延任成功，他仍會持續強化對內管控，這是獨裁專制本質上的自我限制，期待中共展開政治制度改革，根本是一種過度樂觀的想像，而「維穩」依舊是中國政治發展的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