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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競爭可說是現在炙手可熱的「大國之爭」，因科學發展是國力的展現。美國有NASA，歐洲有CERN，中國有中科院，台灣亦有中央研究院。無論是航空科技或是晶片研究，各國均希望可先拔得頭籌，在科學發展上成為領頭羊而搶佔各種新興市場。而筆者今日想探討的，是中華文化中，科技相關的學術思想是如何影響過去、現在甚至未來的泛中華文化帶中的科學發展。
中國科技發展由古至今仍是一個令學者爭奪不休的難題：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自英國科學家李約瑟提出此難題後，無數人士嘗試為此作出解答。本文則以中國先秦春秋戰國時代及古希臘哲學泰勒斯至亞里士多德時期之科學思想為始，望可為此難題作出淺析。
中國科學研究的目的以實用性為主，主要目標為對生活水平作出提升；西方之科學研究則較注重知識研究，主要目標為尋求事物及現象的原因和解答。
以中西方數學發展為例，春秋戰國時代形成的數學九個分支九數可以看出，早期中國數學的系統體系是圍繞實用性的：方田為土地測量，粟米為糧食之換算比例，差分為稅收分配等等。而於當時墨子對科學研究的態度亦可看出中國以實用性為科學研究之目的，並對發展非應用科學知識仍然不熱衷，甚至有負面看法。
墨子於《墨子‧魯問》中指出「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可以看出墨子對於非以應用為目的的研究或發明持有負面態度。胡適指出：「墨家論知識，注重經驗，注重推論，看《墨辯》中論光學和力學的諸條，可見墨學者真能做許多實地實驗。這正是科學的精神，是墨學的貢獻。」然而，即使墨家在當代是注重科學知識研究的，但仍然對非實用性科學持有排斥的態度，由此可推斷中國的科學研究於春秋戰國時代的重心是追求實用性的。
古希臘哲學注重知識研究的目的性，則可以由其研究內容看出。 無論是哲學家之父泰勒斯，愛利亞的芝諾至蘇格拉底或是亞里士多德，古希臘哲學家所提出的研究方向均離不開下列問題：
萬物從何而來？
萬物由什麼構成？
我們如何解釋自然事物的多元性？
我們如何通過數學描述自然？
此組問題可以看出古希臘哲學家的研究並不如中方一般以實用性為依歸，而是嘗試尋求事物的本質和解答當代無法以理性解釋的事物和現象。再者，邏輯學的系統化，亦可以印證古希臘哲學思想以知識研究為重。亞里士多德系統化了邏輯學，確立了形式邏輯、三段論等基本理論，並用於理論及科學論證中試圖為未解問題提出解答。系統化邏輯學與其所用之處，可以印證古希臘思想以知識研究為重心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