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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周永康到孫力軍 中共對刀把子的清洗突顯末世王朝困境

  • 時間:2022-09-24 17:38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從周永康到孫力軍  中共對刀把子的清洗突顯末世王朝困境
左起為傅政華、劉新雲、鄧恢林及龔道安。合成圖。(微博)

這幾天,中國法院密集宣判了「孫力軍」團伙案,孫力軍、傅政華和王立科等幾個重要成員均被判處「死緩」——實為終身監禁。以此案審結為標誌,中國又完成了一輪政治清洗,也為十月份中共「二十大」的召開做了獻祭。

刀把子無可避免成為新的權力中心

不過,在外界觀察家眼中,這種針對中共自詡的「刀把子」的清洗,也就是對公安系統高官的整肅,卻暴露出中共政權的內部危機:不僅關乎權力愈益集中則愈腐敗,這是任何清洗都無法消除的系統困境;而且在這個權力集中過程中所愈依賴的強力部門則有形成新權力中心的傾向,對集權領袖構成威脅。

這是習近平過去十年始終面對的內部權力挑戰,也是他在未來仍然需要面對的主要問題。在拒絕民主化或者分權改革的情形下,這種內部團伙的挑戰只會層出不窮,無法解決,只能依靠每隔幾年如同割韭菜一般經常性的政治清洗來緩解。然而,每一輪清洗都必然加劇他和官僚集團的互不信任,製造出孤家寡人、權力孤獨的集權病症。這也是中國歷代王朝的末世景觀,譬如崇禎皇帝或者毛澤東晚年所面臨的困境。


法院認為孫力軍受賄數額特別巨大,為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新華網微博)

習在「十八大」上位後 透過社會清洗與政治清洗走向個人集權

 在「孫力軍團伙」之前、中共「十八大」後的五年期間,習氏政權在進行強力的社會清洗即消滅公民社會組織和群體的同時,重點針對黨內的周永康集團展開政治清洗。所謂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劃和徐才厚集團是胡、溫時期黨內利益集團和派系政治坐大的產物,這是江、胡時代的集體領導體制和市場經濟結合的必然結果,也讓中共在十八大之前面臨如何解決黨內競爭的難題:或者制定規則以保障有序的權力競爭,即通向民主化,或者結束集體領導,轉向個人集權。

周永康因為掌握政法系統,才有所謂政治野心而形成與軍方、黨務的政治聯盟,並且推出薄熙來作為總書記代理人,心志猶如蘇聯史達林時期的秘密警察頭之貝利亞。中共最近歷史上、周永康之前的另一位相似人物則是喬石,他在與江澤民的競爭中落敗也為中共的專家治國和市場經濟開闢另黨內通路。這一背景下,習近平是以防止黨內戈爾巴喬夫、防止中共重蹈蘇聯崩潰覆轍的危機執政反思勝出,上位之後自然展開對競爭對手、對政法系統的連番清洗,並且逐漸弱化乃至最終將在二十大上終結集體領導體制。

獨裁者進行政治社會清洗愈加倚賴刀把子

然而,這種清洗卻讓獨裁領袖愈加依賴強力部門及其首腦,即對刀把子的重視,卻在不斷塑造新的政法強人,並且掌握著從上而下的龐大暴力機器。在越來越集權的中國政治體制內部,這種政法系統的暴力機器在貫徹「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集權鷹犬的同時,複製了一套「東西南北中,公安控制一切」的體制,平行著黨政機關,儼然一個影子政府的權力系統的存在。而且,除了最高領袖和競爭性的紀委-監察機關,幾乎沒有其他黨內機關或者公民社會部門能夠牽制其權力擴張。

這就是中國社會和政治過去十年最為顯著的變化,一個朝向警察國家的極權主義體制。尤其在過去三年,是公安機關主導著針對新冠疫情的「動態清零」政策,也是各地方防疫隨意緊急狀態化、「白衣」暴力普遍化的根源。例如與孫力軍團伙案同時宣判的唐山暴力團伙案,便是這樣一個地方公安支持下的暴力社會縮影。這種暴力社會的氾濫,甚至在2019年以來以對香港民眾抗議採取過度暴力鎮壓的形式呈現,並且以香港國安法的形式予以固化。

劊子手也難逃被整肅的命運

而孫力軍其人正是「銅鑼灣」案的幕後操盤手,如同傅政華也是「709」人權律師案的鎮壓指揮,他們扮演著社會清洗劊子手的角色,同時也是清洗周永康集團的幹將,卻迅速成為最高領袖所擔心的挑戰者而被猜忌。不能不說,這一切都還停留在專制政治的窠臼裏,除了清洗的循環,也就是刀把子向內的自我清洗,實在了無新意。

可悲的在於,社會和民族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不僅中國公民社會慘遭打壓,香港人民也喪失信心,連帶孫力軍關聯的中澳關係也被重創,這一切更引發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懷疑從而陷中國於前所未有的國際孤立當中。在這個意義上,中共對孫力軍團伙的清洗,並無助於任何政治進步或者廉潔政府,只是凸顯末世王朝無力自新的頹勢。

作者》白信  北京政治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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