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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先知們的智慧，質問諸問題的現代意義。
1923年（大正12年）作家菊池寬（1888-1948）創設的「國民雜誌」《文藝春秋》至今已走過一個世紀的歷史，與中共建黨百年歷程差不多同步。
2021年4月號上刊載北海道大學大學院城山英巳教授的文章-《中國共產黨與文藝春秋之百年》。該文從百年來《文藝春秋》刊載的有關中國的報導中，精選出25篇，加以分析，寫成長達42頁的大文。（該刊至今A5版，每期厚達四百五十多頁，發行量幾十萬冊，定價九百六十日元）。
2022年，城山教授又花十個月的功夫精選出60篇，出版成「文春新書」。
《日中百年戰爭》
《前言—習近平的中國—真的沒見識過嗎？》畫龍點睛出本書探索的最終問題是：通過精讀該刊這一百年間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思索先知們的智慧，質問諸問題的現代意義。
日本的近現代史，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部如何與中國打交道的歷史。無論西方列強、日本侵蝕下積弱的中國，還是國民黨治下，或共產黨治下，或習近平治下，中國的本質，從未改變。
換而言之，變化的不是中國，而是日本與世界對中國的認識。
《文藝春秋》創刊時期，日本通過日俄戰爭獲取維持滿洲的權益。國分二論：是為擴張而分離滿蒙，還是協調中國？結局是在前者道路上一路突發猛進，由此分袂出日本的國運。
1937年，「盧溝橋事變」，日中全面開戰。國分二論：「擴大派（一擊論者）」與「不擴大派」（對話派）激烈衝突，結果是勇者聲音佔了上風。在中國問題上的失策，導致國家走向瀕臨破滅的深淵。
戰敗後國分二論：與毛共治下的大陸建立邦交，還是不忘戰敗時「以德報怨」的蔣台？
今天的日本，國分二論則在尖閣諸島、台灣有事、人權問題等方面，是與美國為瞻的民主陣營聯手強固對華包圍網，還是重視政治對話、經濟協力？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日本是否應該繼續參與將中國拉入國際社會的政策？
日中兩國無法搬家的千年鄰居，在地緣政治上與歐美迥然不同。
世界無法看清煙幕重帷中的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也無法把握中共歷代高層的對日認識。本書通過大正、昭和、平成、令和時代的《文藝春秋》來看中國、日中關係，正視現實、透視未來。
全書分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滿洲與日中戰爭
1：歷史的分歧點：張作霖暗殺事件。（河本大作：《我殺害了張作霖》）
2：從滿洲事變到滿洲國建國。（《滿蒙與吾特殊權益座談會》；花谷正的《滿洲事變的後舞台》；大川周明的《滿洲新國家的建設》）
3：與滿洲國共命運的人們。（《滿洲的妖怪-岸信介研究》等3篇）。
4：狂熱滿洲的媒體。（菊池寬的《話之屑籠》、松岡洋右的《關於支那的國民性》等4篇）
5：石原莞爾的中國觀。（辻政信的《先覺者石原莞爾》等兩篇）。
6：始於誤報的日中歷史認識問題。（小坂英一《南京大攻略從軍私記》等4篇）。
7：戰敗的悲劇。（《再見，我的滿洲》等兩篇）。
日本一直認為中國是一個貧瘠、落後的鄰國。但早在201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就超過日本，如今已是日本的近四倍，到2030年左右，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強國。日本上下受到的衝擊，可想而知，而對華政策，搖擺不定。而中國人由於大國意識和自信，加之對民主陣營的「對華包圍網」反彈而產生強烈的民族主義，今日的「戰狼外交」與戰前的日本何其相似。
城山教授曾檢索1960年5月末至1982年6月末二十二年間的《人民日報》，都未涉及「南京大屠殺」問題。實際上，毛澤東最大的敵人，是以美帝為後盾，試圖「反攻大陸」的蔣家政權。而對「佔領大半個中國的皇軍」，一直表示感謝。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爭論，兩國間本來理應有一個客觀檢視的平台，但由於中共掌握絕對的歷史解釋權，「三十萬人被屠殺」成為一個政治座標，客觀的歷史研究很難，致使問題複雜化。
第二部分：中共的本質
1：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原點：植入恐怖
《中共無科學》的作者是戰爭期間曾在大連的滿鐵工作過的工學博士阿部良之助，戰後作為科技人員而被「留用」。但阿部認為中共的政治萬能風潮下，不可能有認真而理性的科學研究。科學始於刨根問底，質疑權威，獨立思考，而中共鄙視科學為「馬鹿」的思想教育，與戰前的日本高揚軍人精神，要求國民背誦詔勅相似。
「留用」醫生明石勝英直到1954年才回國。在中國的九年，親眼目睹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的血雨風腥。他在《中共無自由》的最後警喚日本人：「瀋陽市內巨大的建築物的駐軍，提醒我們，中共是一大軍事國。他們堅信並聲稱，不遠的將來就會解放日本，屆時日本見」。
《絕望於人民服》 的作者許宮是一位長居日本的中國知識精英。響應建設祖國的號召回國，親身體驗政治運動的殘酷和恐怖之後，想方設法攜日本妻兒又回到日本。
2：贖罪意識而產生中共熱
新中國與日本雖無邦交，但中共卻不惜以最高規格款待日本各界人士，讓他們親身體驗社會主義日新月貌的變化。而走馬觀花者，憎惡資本主義的頹廢，對從半殖民地解放下的「生機勃勃」的新中國充滿希望。這些人回日本之後自動成為中共的傳聲筒，這種「大外宣」比中共自我臉上貼金的效果不知強多少倍。
1960年，大江健三郎《孤獨青年的中國旅行》之時，正是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簽定的安保鬥爭如火如荼之際。6月15日，抗議者在國會前示威。東大女生樺美智子在混亂中死亡。毛澤東高度評價日本人民反對美帝及其走狗的鬥爭，對「大躍進」、「人民公社」餓死數千萬本國人民無動於衷，卻對25歲的文學青年大江流露出悲傷和愛憐樺美智子的淚光。
日本的「中共熱」，令西方的亞洲通深感疑惑。翻譯過川端康成、谷崎潤一郎、三島由紀夫等文學作品的Edward George Seidentick認為這些訪華後的「中共禮讚派」有嚴重的自虐傾向。
而Robert Guillain早在1956年指出，中國人沒有個人思想，恐懼理性思維，像錄音機和收音機一樣重複官方的意識形態，缺乏幽默，也不會開玩笑。中國信仰和風俗習慣，家族連帶、敬老尊賢，抽象的傳統藝術都已蕩然無存。新中國以軍人和軍隊為榮，一味仿蘇（聯），媚蘇。
中國是一個警察國家，「反對派唯一存在的地方，只有監獄」，而日本，從幾個世紀以前開始，就是關於中國問題最有經驗的國家，但恰恰在深度知中問題上，卻不如英、美。大多數日本人很單純，又沒掌握可靠的信息，滿足於走馬觀花的見聞。根深蒂固的戰爭贖罪意識以及在戰爭責任的追究上，毛澤東的「友好」態度，造成了日本的「中共熱」。共產主義反人道主義，將人變蠢，喪失理性，屈辱精神，侵犯人格。
Robert Guillain對日本人點讚以蘇聯為後盾的新中國的嚴厲批評，真是「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Robert Guillain的此文，寫在「安保鬥爭」的三、四年前。時逢十字路口的日本面臨中美之間的陣營決策。
更為重要的是Robert Guillain已經透視到今天的問題：「如何與強國中國打交道？」
龐然大物的中國採用的共產主義體制，對日本具有魅力。日本如果投入中共陣營，那麼將屈從成隸屬國，除了聽命服從，別無他路。而與美國同盟，日本的主權受到限制。但與必須站在北京或莫斯科一邊相比較，大巫見小巫。對日本來說，關鍵是不要模仿中國，而要保持獨立性。
儘管Robert Guillain六十六年前就對日本敲響了警鐘，但那之後的日本仍然對中共抱有「單純的幻影」。這背後自然不乏中共「高明」的「對日工作」，但本質卻是日本被人點穴之後並未清醒。
3：北京派VS台灣派：無終結的軍人之戰
五十年代的中共，更是將拉攏的重點置於反共以及與侵華戰爭相關的右翼人士。因為毛共深知，對日本政壇產生影響的不是進步的左翼，而是保守的右翼。
中共對日工作部通過曾擔任過關東軍參謀等要職的遠藤三郎為窗口，組成原軍人訪華團。
與土居明夫《對坐的毛澤東》表示，未來中日必將聯手，中共不關注過去的歷史，而且無論中國多麼強大，都不會發生日本侵華一樣的戰爭。美國是中日共同的敵人，兩國應齊心合力將敵人趕出去。呻吟在殖民統治下的世界各民族都在追求獨立自主，日本也同此境遇。我們同心合力，為民族的解放而鬥爭。如果你們有這個希求的話，我可以當你們日本的參謀長。毛澤東甚至通過原軍人訪華團，向「天皇陛下」轉達問候，並希望會面。注意，這裡毛澤東的用詞，在「天皇」後面加上了「陛下」，並談到「天皇陛下」作為生物學者的一面。就在幾年前，《人民日報》對戰爭時期的「大元帥」昭和天皇作為「首要戰犯」，集中火力大批判。土居以為耳朵聽錯了，特地向翻譯確認，沒錯，毛澤東用的是「天皇陛下」以表達對日本民眾的尊重。
在此，筆者推薦城山教授的另外一本「文春新書」著作：《中國共產黨對「天皇工作」秘錄》，為達到天皇訪華的目的，煞費苦心。
《中國共產黨對「天皇工作」秘錄》
土居記錄的毛澤東利用天皇的策略，可以說是1992年明仁天皇訪華的原點。這是中日兩千年交往史上天皇第一次訪華。那時「六四」開槍後只有兩年，世界對中共的武力鎮壓仍在一片譴責聲中。
1956年，六十四歲的毛澤東給堅定反共的右翼人士的印象是：相貌堂堂，穩重有福，甚至有人說有西鄉隆盛的風貌，但土居卻看到一副帝王相。
毛澤東對土居們故縱欲擒：你們回去後，繼續宣傳反共也好，說中國的壞話也好，你們的自由，請便。
4：毛澤東與習近平
這部份有六十年代中期第一位被允許進入中國大陸的西方記者Mark Gayn質疑毛主義統治的《毛澤東的偉大與悲慘》等兩篇。
5：文革恐怖實態與後遺症
1967年駐京外國記者有四十多人，其中日本記者最多，各大新聞和NHK記者一共有九名。但記者採訪不到文革中國的真實，中國也不允許組織外國記者俱樂部。日本記者只能到處去看街頭巷尾的大字報來瞎子摸象。一旦發表不符合中共主旋律的報道，就會被驅逐出境或強送回國，後任記者也很難入境。到1970年秋天，日本只剩下《朝日新聞》一家。但《朝日》的對華報導嚴重偏向，尤其是在1971年發生林彪事件時，硬是捂被子，導致在這一时期放棄了新聞的自由與使命。
文革期日本論壇中國熱。但是左翼知識人大多與中共主旋律亦步亦趨，照貓畫虎，甚至神話毛思想，也影響了日本的左翼運動和「全共鬥運動」。今天的日本，並沒有走出中國文革的陰影，留下一道很深的傷痕。
文革期間論壇刊物上發表文章最多是大學青年教師中島嶺雄。《文藝春秋》這一時期就有他的《中國革命究竟怎樣》以及西方記者的兩篇。
1968年部分日本學者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高分貝中，中島看清文革的「本質是黨內奪權鬥爭」，完全抹殺了中國知識階層的社會機能。儘管文革撼動世界，但中國自身喪失了知性與道德，付出極大的代價。
《紐約時報》的Butterfield Fox是該報三十年來第一位駐京記者，他在《中國的古拉格群島》中指出：蔓延中國社會的肆意性司法與不公正的懲罰中，最為恐怖的是勞改所，在更隱秘、政治學習、強制坦白、群眾批鬥等心理戰的重點方面遠遠超過蘇聯。
儘管2013年廢除了「勞教制度」， 而習治下的人權律師、公民活動家相繼「失蹤」。世界關注的維族「再教育設施」問題，《國安法》下的香港問題，更是噤若寒蟬。
城山教授分析自1949年以來，中共動用國家暴力恐怖人民，傳統的監視制度朝向高科技網絡監控進化。
第三部分：恢復邦交之功罪
今年正值日中恢復邦交五十週年。除了在日華人以及友好團體舉行各種慶典活動之外，實際上，日本顯得冷冷清清。尖閣諸島、人權問題、特別是「台灣有事」，都是五十年前未曾料到的。「六四事件」後，中共公布的國防費就已膨脹了五十倍，重新審視與建構日中關係的呼聲日漸趨高。
城山教授認為需要集思廣益，在安全保障等問題上，以短期、中期、甚至習政權消亡之後長期的視野上來討論對華問題。因此，回顧五十年前的建交原點顯得尤為重要。
這部分包括：
1：有必要急於恢復邦交嗎？（司馬遼太郎與古井喜實的對談《日中交涉是屈辱外交嗎?》等3篇）
2：膝跪外交毀滅日中關係。（武田泰淳與中島嶺雄的對談《為何急於恢復邦交》等兩篇）
3：關於中國問題，質問日本媒體的真價。（柴田穗的《面臨試練的中國》等兩篇）
4：胡耀邦與山崎豐子的私人友情（共4篇）
5：被歷史抹消的天安門事件
1989年（平成元年）8月號上刊載歷史小說家陳舜臣（1924-2015）的《血寫的事實是無法掩蓋的》。
出身於神戶的台灣人陳舜臣是首位連獲江戶川亂步獎、直木獎、日本推理作家協會三項大獎的作家。曾持中華民國與日本護照來往於日台之間。1973年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六四」一聲槍響，當即召開記者招待會，宣佈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陳舜臣介紹了中國歷史上鎮壓言論自由的例子，特別是篡位的永樂大帝凌遲大儒方孝孺以及連坐九族，全面抹消建文帝時代的歷史，加強了明太祖以來的專制統治，強化特務機構錦衣衛並設立東廠，耳目遍佈，告密成風。並過鄭和下西洋，五度親征蒙古、出兵安南（越南）對外擴張。陳舜臣以中國王朝興亡史的視點觀察「六四事件」。漿糊和剪刀，可篡改歷史，但「墨寫的謊言，決掩不住血寫的歷史」， 引用魯迅的話告訴讀者，筆墨與影像，都成為記錄時代的武器。
第四部分：崛起的中國與台灣的命運
1：人口等於國力-中國的致命弱點。
2：連爭論都不可能的歷史問題。（石原慎太郎與張藏藏的對談《日中衝突：誰敢說NO》；櫻井よし子與田久保忠衛VS劉江永與步平：《靖國神社何罪之有？》）
3：日本人忘卻的台灣。（蔡英文、邱永漢、蔣經國、李登輝三位台灣總統之外，還有鈴木明的一篇）
這一部分筆者關注法國人口歷史學Emmanuel todd。他以人口動態為主軸，察視人類命運，曾預言蘇聯紅色帝國的崩潰和英國脫離歐盟，川普政權的誕生。
Emmanuel todd認為人口問題將是中國成為超級大國致命的弱點。因其前近代的父權主義體質，造成男女比例失調。
世界上存在兩個中國，一個是「幻想的中國」，另外一個是「現實的中國」，因此Emmanuel todd的題目是《別害怕幻想的中國》。中共高揚民族主義，尋找外敵，從而對內控制人民，這種慣用手法，十分危險。
他給日本開出的藥方是增強防衛力，避開靖國神社這類歷史的象徵性問題，注重現實，避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問題的陷阱。對中國出現的困惑，日本也不應竊以為喜，而應該支援中國。如果中國經濟下滑，也是世界之災。但不要過渡陷入對華恐懼的歇斯底里。日本最重要的是擁有聰明的自我控制力。
近年Emmanuel todd主張日本擁核，吸收移民等言論，人氣旺盛。
本書結語
「自創刊以來，秉持非左非右的自由主義立場」。 菊池寬在戰敗後復刊的《文藝春秋》發表《其心記》。
城山教授研究該刊百年來的中國報導之後，確認了菊池寬大致不偏左右的論點。
第一：從整體來看，確實刊載了不少向中共說「不」的文章，但同時也不乏站在日中友好以及中國立場的論調。
第二：體現了《文藝春秋》的現場主義精神。
第三：對左、右、強權的不「忖度」精神。即便在戰前、戰中期，新聞報道受到嚴控，菊池寬不想遭到禁刊封殺，在岌岌可危的紅線上保持最大限度的言論自由。反視戰後，大媒體對北京「忖度」，不敢真實報道，而《文藝春秋》採用外媒記者和新銳青年學者的文稿，向讀者揭示了中南海內部權力鬥爭。
百年來的《文藝春秋》老牌不倒。無論是台灣的李登輝，還是中共的領導人，閱讀視線都離不開這本大型綜合刊物。
近代以來，如何與中國打交道？這道難題始終困擾日本。今天習治下的中國，以及他所指向的未來，日本真的沒見識過嗎？答案已清楚地寫在《文藝春秋》百年老庫房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