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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生產新冠抗原測試的杭州艾康和奧特生物廠、以及重慶大渡口區中元匯吉藥廠削減工人工資，並大量裁員，引發了數萬工人上街抗議。這一輪工人集體抗爭多發生在受到中共疫情政策急轉彎影響的企業。這類抗議一般在幾天內結束。那麼中共壓制這一輪工潮的主要手段是什麼？
1. 在工作場所的維穩
這一輪抗議地點主要發生在工廠廠區內，中共都快速出動了大批警察，目的是限制工人抗議的範圍，可能的擴散和持續影響。這種壓制主要藉助於維穩機制，調動員警隔離在工作場所突發的大規模抗議。根據《治安保衛委員會暫行組織條例》、《企業事業單位內部治安保衛條例》和《警察法》等，企業、事業單位領導人以及治安保衛會（治保會，單位內保）和網格員的彙報，是啟動維穩鎮壓機制的主要參考。此外，治安保衛會和網格員在平時也承擔鑒別、監控勞工活動人士。
治保會是自1950年代以單位體制建立的監控機制，機關、工廠、企業、學校、街道和農村（自然村）都有治保會。1980年代後期，隨著大量新增居委會和村委會的建立，治保會也隨之增加，在中共基層組織和警方指導下尤其強化監控和壓制在工作場所的抗議。
六四後，企業、事業單位、居委會、村委會以及治安保衛會都被列入了中共維穩體系，成為維穩體制的初始網格，對人民的工作和生活實施更全面監控。維穩網格單位控制在中共黨政「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體制的框架下，主要藉助公安系統實施限制和壓制表達、集會、遊行和示威權利。此外，對中共標定的「重點、要害」單位，公安部門將直接管控，同時將出租屋和暫住人口列入維穩資訊收集的範圍內，並定期巡查，將認定「不穩定」人士包括勞工活動人士，以監禁或遣送等方式驅離勞工聚集地或鄰近的中心城市。
「維穩網格化」始於鎮壓2008年西藏大規模抗議後。中共逐漸在整個藏區的城鄉社區實施「維穩網格化」與「聯戶單位」結合的保甲制度，將初始網格單位細分為聯戶單位，每個聯戶單位包括十戶到幾十戶，設置聯戶長，聯戶單位成為聯戶網格，每個網格設置網格員。每個網格和聯戶單位都有專門的中共官員監控。網格員和聯戶長數量龐大，以西藏自治區為例，每個網格員和聯戶長監控25人。隨後，「維穩網格化」與「聯戶單位」也推廣到其他地區，
從2016年，中共以高科技和大數據收集，系統地建構了數位維穩體制。2017年，使用針對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的一體化聯合作戰平臺監控系統和警務應用程序，2018年，「武漢微鄰里」以「惠民」為名推廣網格化維穩監控體系，這類監控程序 逐漸在所有地區使用。在新冠疫情爆發後，前期使用高科技數位監控與更廣泛使用的健康碼和行程碼結合，使中共所有統治區轉化為全景監獄。2022年，西安蓮湖區使用密集網格和網眼，最近廣州以「網路治保會」建立了所謂基層維穩的「防護牆」，更細化和精緻了全景監控，全天候監視個人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監控機制協助追蹤了不久前白紙運動的參與者，是實施秋後算帳的主要鎮壓工具。
2. 以「協商和調停」為名的維穩壓制
去年11月初，鄭州富士康工人大規模逃亡和抗議後不久，中共九個部門包括中央政法委、法院、司法部、財政部、總工會、工商業聯合會、企業聯合會公佈了《進一步加強勞動人事爭議協商調解工作》。這份公告的主要目的是針對有規模的勞工抗議，以「協商調解」名義，快速壓制可能蔓延的工潮。但是，中共統治下，不斷出現工潮的根源在於制度本身。
中共將黨國專制和剝削體制偽裝為「工人階級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以戶籍、工資制和社會福利等級將絕大多數勞工排除在社會保障之外。近年來，中共美化沒有保障的零工為靈活就業。農民工和城市大量失業者為生計被迫從事這種沒有保障、工作強度大的工作，報酬被壓縮只能勉強糊口。即使這樣，他們的工資經常被拒付，也面臨隨時被裁員的風險。
中共操控的官方工會配合維穩，壓制勞工權利，因此，工人集體維權需要擺脫官方工會的控制，依靠自己建立網路。2015年以來，當局掃蕩了獨立的勞工網路，使用勞動法規以及集體談判幫助底層工人維權的空間喪失殆盡，而突發性工潮更加頻繁。
3.中共官僚政治維穩下突發性的短暫工潮
中共制度的維持主要依賴維穩體制，包括收集罷工或上街抗議（中共稱為「突發群體事件」）的網絡、數量、頻度和規模，將相關資料作為應付未來突發事件的預防措施，同時也作為考核、貶職、提拔下層領導人的重要依據。
在今年初的工潮中，工人訴求集中在討還工資，這與以往工人討薪回家過年類似。由於參與者多是臨時工和沒有合同的工人。地方領導人往往結合直接鎮壓及「協商和調停」為名的雙重手段，實施快速維穩。「協商和調停」名稱更具有欺騙性，隱藏中共本身就是資方或與資方合謀牟取利益的相關方。以土地為例，當局將侵佔的土地以「國有土地、集體建設用地」交由企業使用，然後徵收企業土地稅和廠房租金，這樣中共各級政府成為資方。土地財政也是各級當局和幹部的重要收入來源。
當廠方剋扣工人工資、拒絕支付解僱工人的賠償而導致工潮時，中共當局往往與廠方保持一致，以「協商調解」為名，防止牟取利益鏈斷裂。在政府主導下，由勞動局、官方工會、資方參與，排除真正工人的代表（如果出現真正的工人代表，他們將立即被打壓），以遠少於按照勞動法規的補償，處理大規模工潮。即使工人們對解決方案不滿意，官方聲稱如果工人拒絕調解和接受解決方案，未來仲裁委員會或法官裁決對工人更為不利。如果仍有工人不接受解決方案，繼續使用法律訴訟等，將被以「惡意討薪」懲罰，以「尋釁滋事」和「擾亂社會秩序」定罪。這種「協商調解」是強制過程，工人只能被迫接受，也更缺乏正義原則，屬於維穩體系的一部分，目的是快速瓦解工人繼續使用法律訴訟或其他抗爭方式。
如果工人沒有自己持續性的網路和組織，勞工抗議不可能成為運動，也不可能持久，更不能擺脫一代一代被剝削和壓迫的處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