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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金融時報」記者楊緣撰文說，台灣等「亞洲四小龍」國家，曾在比英國現今更惡劣的環境中突圍成長，英國可向這些國家學習，在廣泛的經濟發展戰略下，產業政策要合情合理。
楊緣(Yuan Yang)寫道，除了英國之外，世界各國都對產業懷有遠大抱負。面對全球競爭的前景，英國人傾向於主動認輸，這在富裕國家中少見。
她說，在英國，政治已經成為危機的根源，而不是穩定和遠見，導致企業對政府有所警惕。英國作為一個國家，降低了能夠實現目標的期望。英國護理師得到的酬勞都不足以餬口，還談該如何興建高科技產業所需的複雜基礎設施？楊緣表示，如同英國創新科技部次長史凱利(Paul Scully)最近接受「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採訪時所言：「我們不會在威爾斯(Wales)南部複製台灣。」她認為英國擁有眾多頂尖大學，確實應該著重於研發方面的戰略優勢，而不是試圖超越現有的製造業巨擘。但史凱利的言論帶出一個問題：若要在英國複製台灣，有什麼一開始的必要條件？經濟歷史學家張夏準(Ha-Joon Chang)曾說：「(退守)台灣的國民黨政府，與南韓獨立後的政權一樣，國家能力匱乏的程度驚人。他們必須從頭開始建設起。」20世紀末享有經濟發展奇蹟的亞洲四小龍，都沒有樂觀的初始條件。然而，由於地緣政治敵人近在咫尺，這些國家有迫切的生存需求，它們的政府展現出實現雄心勃勃使命。與中國距離相當近的台灣，必須學會在比英國所面臨遠更惡劣的環境中成長茁壯。
楊緣認為，英國可向這些「由小變大」的國家學習。英國在試圖培訓一代量子物理學家之前，有必要先把基本功做好。在更廣泛的經濟發展戰略下，要讓產業政策合情合理。當年台灣政府的首要目標，便是土地和教育改革。
楊緣指出，儘管英國無疑有好許多的基本面作為起跑點，但缺點在於長期忽略了經濟學家威廉斯(Karel Williams)所稱的「基礎經濟」(foundational economy)，以及女性主義經濟學家所稱的「社會基礎設施」(social infrastructure)，例如社會照護、教育、食物、住房和公用事業等日常所需的經濟環節。
楊緣表示，「產業政策」一詞固然意味促進經濟結構性轉變的政策，但用在現代可能有誤導之嫌。她說，任何英國經濟的願景必須包含服務業，畢竟服務業占英國經濟產出和就業的4/5。經濟學家羅德里克(Dani Rodrik)便建議，應改用「生產性發展政策」(productive development policies)較為貼切。
楊緣結論提到，英國雖然不是開發中經濟體，但可從這類國家的經驗中學到許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