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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和H女士抵達香港不久，《當代》週刊主编程翔先生、副主編劉銳紹先生即從一位香港支聯會朋友那裏得知了消息，結伴開車到大浦尾村接我和H女士到敦煌飯店餐敘。
讓我記憶深刻的是，為了尋找停車位，劉銳紹先生開車在敦煌飯店附近轉悠了大半個小時，香港寸土寸金，停車位實在是太少了。敦煌飯店在香港可能不算是高檔次的餐廳，但已經讓我感受到其裝潢之豪華，菜肴和餐具之精緻。我在北京讀書和教書十多年，從未到過中高檔餐廳，在普通餐廳消費的次數也屈指可數。
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前，程翔先生是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之前曾擔任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劉銳紹先生是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他倆與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陳子明、王軍濤等人有過不少交往。八九民運期間，程翔先生和劉銳紹先生曾經到中國政法大學瞭解情況，在陳小平住處見過我，有過一番交談。
當年中共在香港總共有四份報紙，《文匯報》、《大公報》、《經濟日報》和《新晚報》，《文匯報》名列首位，其總編輯金堯如先生的秘密身份是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新聞戰線黨委書記。八九民運爆發後，香港《文匯報》從社長李子誦、總編輯金堯如到普通員工整體反叛，支持民運，反對鎮壓，在北京宣佈戒嚴的當天，在報紙頭版的社論位置開天窗，只有「痛心疾首」四個大字，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熱點。六四屠殺事件之後，中共當局嚴厲整頓香港《文匯報》，李子誦先生、金堯如先生、程翔先生和劉銳紹先生均被迫離開，共同創辦了《當代》週刊。
餐聚期間，我介紹了許多情況，包括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六部口戒嚴部隊坦克追軋學生撤離隊伍，六四後大追捕和大清查，以及陳子明、王軍濤等被捕者可能面臨死刑判決。程翔先生和劉銳紹先生認為我介紹的情況非常重要，也很有價值，應該讓更多的人知道，建議我儘快寫出來，在《當代》週刊發表。我答應了。
從一九九零年四月開始，我使用「吳明」的筆名在《當代》週刊發表了許多篇文章，「吳明」是「無名」的諧音，因為按規定我不能在香港暴露身份。我最先發表的是人物介紹系列文章，介紹了在監獄中的陳子明、王軍濤、劉剛、劉蘇裡、陳小平、萬新金、李子奇等人。我先寫人物介紹系列文章的原因是，中共正在準備大審判，陳子明等人的處境十分危險，必須讓外界知道情况並予以營救。
我的人物介紹系列文章在《當代》週刊刊登之後，發生了一個小插曲，有人在資深媒體人陸鏗先生創辦的《百姓》半月刊發表了一篇關於陳小平的署名文章，其中大段盜用我介紹陳小平文章的內容，讓讀者誤以為是他與陳小平在六四屠殺事件後結伴逃離北京，一路南下溫州。我投書《百姓》半月刊編輯部反映情況，要求以編輯部的名義作出說明，或者以「讀者來信」的方式刊登我的投書。但《百姓》半月刊編輯部對我的投書沒有任何反應，讓我不由得有些生氣和不理解。我當時不認識這位盜用者，後來他在海外成為著名的中文出版商和媒體老闆。
我後來發表在《當代》週刊的文章，主要是介紹六四屠殺事件後大追捕和大清查的情况。此外，還發表了一篇題為《北京高校青年教師在八九民運中的作用》的文章。多年後程翔先生在美國當面告訴我，這篇文章發表後立即引起了中共當局的高度注意，採取了相應的應對措施，包括加強對高校青年教師的清查和監控。程翔先生覺得當年發表這篇文章可能考慮不周，或許不應該發表。我覺得程翔先生說得有理，基本認同他的看法。
六四屠殺事件一周年前夕，程翔先生和劉銳紹先生再次鼓勵我將親身經歷的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過程寫出來，我就寫了約三萬字的《天安門廣場清場紀實》一文，五月底刊登在《當代》週刊。為了保證文章的真實性和說服力，這篇文章我沒有署名化名「吳明」，而是使用了真實姓名「吳仁華」。這是當時第一篇完整記錄了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情況的文章，因而引起了相當廣泛的注意。旅居美國洛杉磯的香港韓姓女士主動聯繫《當代》週刊編輯部，捐款將《天安門廣場清場紀實》一文出版了單行本，為了便於在中國大陸攜帶和傳播，特意編輯成三十二開的小冊子形式。
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晚上，一些洛杉磯團體在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前舉辦紀念六四屠殺事件二周年燭光晚會，我應邀上臺發言。在我發言之後，韓女士當即找到我，非常興奮地說：「吳先生，沒想到你也居住在洛杉磯，見到你真高興，你是我敬佩的人。我讀過你發表在《當代》週刊的文章《天安門廣場清場紀實》，覺得非常重要、非常有價值，應該讓更多的人讀到，讓更多的人瞭解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的真相，所以就建議《當代》週刊出版單行本。」我對韓女士捐助出版經費表示衷心感謝，稱讚她是個有心人，功德無量。
外界通常認為我有關八九六四的書籍只有三本書，即《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和《六四事件全程實錄》，中文維基百科「吳仁華」條目也如此記錄，我自己通常對外界也如此表述。其實還有《天安門廣場清場紀實》一書，而且是我有關八九六四的第一本書。這本書之所以被忽略，原因可能只是一本小冊子而已。不過，一些圖書館收藏了這本小冊子。多年前，一所美國大學圖書館的人員打電話聯絡我，說他正在對館藏圖書進行重新編目，詢問《胡宏集》的作者「吳仁華」和《天安門廣場清場紀實》的作者「吳仁華」是否都是我。我回答說是，他有些驚訝。我笑著解釋說，我原先的專業是文獻學，在中華書局出版《胡宏集》是正常的，屬於正業，現在則是不務正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