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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抵達香港的第二天早上，香港支聯會常委、職工盟主席、香港立法局立法委員劉千石來到六哥的義德洋行有限公司，陪同我和H女士到香港入境處投案自首。劉千石告訴我們，香港支聯會與港英政府有私下協議，經黃雀行動救援的人士自動到入境處投案，通過身份甄別後，可以留在香港等待前往歐美國家。
在香港入境處，我和H女士分別簽署了一份法律文書，法律文書的內容是承認自己偷渡入境香港，違反了香港法律，因此投案自首，願意承擔法律後果。
隨後我和H女士被香港入境處人員送到專門關押偷渡客的新屋嶺拘留中心，依照規定，換穿了拘留中心的服裝，隨身物品及換下來的服裝交由拘留中心保管。拘留中心的服裝是一套深藍色的運動服，看起來挺不錯的，其實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偽劣產品，洗滌後就嚴重起毛。
關押我們的這棟監所有十多個並排的房間，房間之間的隔離物是鐵絲網，而不是牆壁或木板，房間外是一道長走廊，走廊的盡頭是一排提供洗漱的水龍頭和簡易廁所。十多個房間空無一人，也沒有上鎖，讓我們自由選擇居住的房間，允許我們在各個房間和走廊自由行動。每個房間都有四張單人鋼絲床，被褥不太乾淨，並有些許異味。
看守的獄警介紹說，因為我和H女士的身份特殊，需要保密，原先關押在這棟監所的偷渡客臨時移到別處了。獄警並告訴我們，中國偷渡客人數眾多，新屋嶺拘留中心通常都是人滿為患。港英政府與中國官方之間有關於處理偷渡客問題的協議，原則是「即捕即遣」。中國官方就香港主權移交問題與英國談判期間，曾多次停止接受中國偷渡客，以迫使英國在談判中讓步。
進入拘留中心的當天下午，我和H女士即分別接受身份甄別。負責對我進行身份甄別的是一名中年男士和一名年輕男士，我們在辦公桌的兩邊相對而坐，中年男士負責提問，年輕男士負責記錄。我原以為他倆是香港入境處的人員，後來經香港支聯會人士告知，才知道他倆是港英政府政治部的人員。港英政府政治部其實是情治部門，隸屬於英國情報局。
中年男士在身份甄別過程中認真負責，並沒有因為我有香港支聯會的擔保而匆匆走過場，非常詳細地詢問了我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期間的參與情況和六四屠殺事件後的逃亡經歷。我按照時序，將親身經歷的事情一一作了詳細的敘述。中年男子不時插話，或追問某個細節，或追問是否有共同參與者及共同參與者的身份。詢問進行了一整天，記錄稿有數十頁之多。詢問結束時，中年男子感慨地說，「吳先生，你參加了很多重要的活動，你不僅有理念，也很有勇氣，我現在以個人的名義向你表示敬意。」
中年男士也很專業，例如，針對我中國政法大學教師的身份，讓我提供任職單位中國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所有人員的名單及情況，以及學校領導人的資料。我在學校領導人方面提到了校長江平、副校長陳光中、校黨委書記楊永林、校黨委副書記解占元，坦然承認還有別的副校長和校黨委副書記，但我記不得他們的名字。中年男子還讓我畫出中國政法大學的校園示意圖，目的顯然是為了甄別我是否真的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教師。
看守我們的獄警態度很友善，我說我想抽煙，他就給了我一包香煙，起先都是隔著鐵欄柵給我點煙，幾次過後就將打火機交給了我，依照規定在囚的偷渡客是不允許擁有打火機或火柴的。獄警笑著說，你不是一般的偷渡客，總不至於放火鬧事吧。
看守的獄警都喜歡與我們聊天，我們隔著鐵欄杆席地而坐，通常都會連續聊上幾個小時。主要是獄警聽我講述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的親身經歷，獄警對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和六四屠殺的情况尤其關注，詢問死亡人數、天安門廣場是否有人死亡等問題。
我和H女士所吃的飯菜，是拘留中心叫外賣送來的盒飯，或是廣式燒臘加蔬菜，或是廣式叉燒肉加蔬菜。我對飯菜很滿意，食材和味道都很不錯，比北京高校食堂的飯菜好了許多。獄警笑着告訴我們，他們吃的也是同樣的盒飯。
拘留中心給我和H女士提供了好多本香港的政論雜誌，記得有《爭鳴》、《九十年代》等，每天還提供當天的幾種報紙，記得有《東方日報》、《明報》、《星島日報》等。香港的每種報紙都有數十個版面，厚厚的一大疊，內容又極為豐富，讓我覺得驚訝，因為中國的每種報紙都只有四個版面，一大張紙而已，內容極為單調。這些香港報刊讓我讀得入迷，消磨了拘押期間頗感漫長的時光。
在我們進入新屋嶺拘留中心的第三天或第四天，送進來一位戴眼鏡的中年男士，他告訴我們，他是西北某省博物館館長，因為積極參加八九民運而受到中共官方清查，偷渡出境到了香港，住在一個朋友家中。他是自己偷渡到香港，沒有經由黃雀行動的救援，也没有與香港支聯會聯繫，獨自到香港入境處投案自首，因而很擔憂通不過香港官方的身份甄別，會被遣送回中國大陸。我在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就讀時曾上過考古學課程，對考古常識和博物館業務有所瞭解，與他交談一番之後，相信他的身份。我和H女士也將自己的真實身份告訴了他，並答應從拘留中心出去之後會想辦法幫助他，他留下了香港朋友家的電話。後來我曾打電話給他所說的香港朋友，想知道他是否通過了身份甄別。但不知道是因為不信任還是別的原因，不管我怎麼解釋，他這位香港朋友堅稱不認識他，最終掛斷了電話。
記得我們在新屋嶺拘留中心待了五天，香港入境處人員當面宣佈我們通過了身份甄別，立即予以釋放，同時分別給我和H女士簽發了一份法律文書，內容是可以在香港合法停留，直到離開香港前往歐美國家。
劉千石前來新屋嶺拘留中心迎接我和H女士，將我們帶到了職工盟辦公室。雖然只被拘押了五天時間，在拘押期間受到優待，既有獄警陪同聊天，又有大量報刊可以閱讀，但在走出新屋嶺拘留中心的那一刻，我還是感受到自由的可貴，深切體會到北京秦城監獄中那些朋友和同道的艱難處境及度日如年的鬱悶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