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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等待赴美國的四個月期間，為了避免給港英政府和接待組織帶來不必要的政治麻煩及政治壓力，按照規定不能對外洩露身處香港，也不能以真實身份公開活動，例如接受媒體的採訪，在公開活動中發言，但擁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個人行動不受任何限制。香港交通方便，地鐵四通八達，我憑藉一張交通卡，四處遊走參訪，以及隱藏身份參加了一些活動，其中有兩件事情值得一記。
第一件事情是，參加六四屠殺事件一周年大遊行。
一九九零年五月二十七日，六四屠殺事件一周年紀念日前夕，香港支聯會舉辦了紀念六四大遊行。這是第一次紀念六四的遊行，這一天又是星期天，香港各界民眾非常踴躍地參加。據香港支聯會估計，有二十多萬人參加了遊行，人數之多，大大超出了事先的預估數字。
當天午餐過後，我帶著XH女士和CX先生提早到達了遊行的集合及出發地維多利亞公園，現場已經有不少民眾，許多香港支聯會的義工正在做遊行的準備工作，從車上卸下了橫幅、標語牌等物品，都是給參加遊行的民眾準備的。我從中找到了一個有王軍濤畫像並寫著「釋放王軍濤」字樣的標語牌，準備手舉著它參加遊行。本來準備讓XH女士和CX先生手舉著劉蘇裏、陳小平、陳子明的標語牌參加遊行，遺憾的是没有找到，可見他們當時不太為外界所知。
到了遊行隊伍出發之時，維多利亞公園已經幾乎被數以萬計的人潮擠爆。我眼看著遊行隊伍出發，不禁為香港民眾所感動，同時心情激動，想起了親身經歷的天安門武力清場情景、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離隊伍慘案和秦城監獄中的朋友和同道。走在遊行隊伍前列的是香港支聯會的主席司徒華、副主席李柱銘和劉千石、張文光等十多位常委，伴隨著紀念六四死難者的靈柩和花圈。在遊行隊伍的前列還有一輛裝有廣播器材和音響的卡車，播放著八九民運期間的歌曲和紀念六四的歌曲，並有人用高音喇叭帶領人們呼喊口號。
遊行期間曾經下起了不小的雨，我和絕大多數參加者冒雨繼續前行，只有少部分參加者急匆匆到街道兩邊的建築物避雨。好在只是陣雨，因而並沒有對遊行造成大的影響。遊行持續了二、三個小時，途中不斷有民眾加入遊行隊伍。在整個遊行過程中，我雙手輪番高舉著釋放王軍濤的標語牌，希望能引起更多民眾對王軍濤的關注。XH女士和CX先生自始至終情緒極為高昂，因為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參加這樣的遊行。
遊行的預定目的地是位於沙田的新華社香港分社，遊行的主辦單位香港支聯會在這裏舉行集會，一些人士發表演講。當我們抵達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時候，這裏已經被人潮擠得水泄不通，無處落腳，我們和後到的民眾只好繼續前行，然後各自踏上歸途。
自一九九零年起，每年六月四日前的星期天，香港支聯會都會舉行紀念六四的遊行，一直持續到二零一九年。二零一九年反送中運動遭到鎮壓，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版國家安全法，香港支聯會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顛覆組織，香港支聯會紀念六四的活動被視為觸犯了國家安全法。為了避免更多的人士遭到政治迫害，香港支聯會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召開會員大會，經過討論表決，以四十一票贊成、四票反對通過了解散的決議，隨後對外宣佈解散。
第二件事情是，參加六四燭光悼念晚會。
一九九零年六月四日晚上，即六四屠殺事件一周年紀念日當天晚上，香港支聯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六四燭光悼念晚會。當天傍晚，我跟隨香港支聯會友人前往維多利亞公園，看到現場有許多義工在佈置會場，主席臺已經搭建完工，六四死難者紀念碑已經豎立，主席臺上掛著五個黑底白字的大條幅，分別寫著：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香港支聯會友人告訴我，這是香港支聯會的五大訴求。
主席臺前方劃出了一片不小的區域，提供給各界知名人士、燭光悼念晚會發言者及媒體記者專用，已經有許多媒體架設了攝影機。香港支聯會友人在離開前特意叮囑我，燭光悼念晚會開始後，不要坐在距離主席臺太近的地方，以免進入電視媒體現場轉播的攝影鏡頭。
燭光晚會於晚上八點鐘開始的時候，偌大的維多利亞公園已經被數以萬計的人潮擠爆，許多參與者只能停留在公園週邊。據香港支聯會統計，參加者多達十五萬人。記得燭光晚會的第一個程式是播放八九六四的錄影，從那一刻開始，我就止不住激動或哀傷的眼淚。燭光悼念晚會不時插播八九民運時流行的歌曲，我總是忘情地跟隨著放聲歌唱，國際歌的三段歌詞唱得一字不差。對於香港人而言，我的普通話字正腔圓，引起了身旁民眾的注意，有人給我紙巾擦拭眼淚，有人關切地問我：你來自北京吧？親身經歷了六四屠殺吧？我點頭稱是。他拍著我的肩膀表示安慰。
燭光悼念晚會結束之後，現場沒有留下任何垃圾，就連滴在地上的蠟燭油也被參加者刮得乾乾淨淨，讓人不能不佩服香港人的素質。我捨不得離開，眼看著義工們拆卸主席臺、搬遷六四死難者紀念碑，直到空無一人的時候才戀戀不捨地離開了維多利亞公園。
維多利亞公園燭光晚會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記憶，也使得我對香港支聯會、香港民主派人士和支持民主的香港人產生了深厚的感情。因此，在反送中運動期間和反送中運動之後，當香港民主派人士遭到嚴厲鎮壓的時候，我深感哀傷、痛苦和憤怒，盡個人最大的努力，聲援和支持香港民主派人士。
自一九九零年六月四日第一次維多利亞公園六四燭光悼念晚會以後，一直到二零一九年，香港支聯會每年的六月四日都堅持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六四燭光悼念晚會，每年的參與者從數萬人到十多萬人不等，成為全球規模和影響力最大的六四紀念活動。二零一九年是六四屠殺事件三十周年，這一年的維多利亞公園六四燭光悼念晚會的參加者多達十八萬人。
二零一九年五月，我接到邀請，作為六四屠殺事件的經歷者和研究者，在維多利亞公園六四燭光悼念晚會登臺發言。時隔二十九年，有機會再次親臨維多利亞公園六四燭光悼念晚會，本來是我夢寐以求的一件事情，但遺憾的是我已經答應參加在臺北自由廣場六四紀念晚會，並被安排作為第一個發言者，而且中華民國臺灣官方人士破例首次出席並登臺發言，其中包括副總統陳建仁、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委陳明祺。於是我只能事先錄製三分鐘的發言視頻，在維多利亞公園六四燭光悼念晚會上播放。
在香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香港支聯會主辦的維多利亞公園六四燭光悼念晚會遭到禁止，成為絕響。二零二零年六月四日晚上，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鄒幸彤，以及多位香港支聯會常委及著名媒體人黎智英等人，以個人名義到維多利亞公園點蠟燭悼念六四死難者，結果導致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等人被控罪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