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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朋友家歇息一會，馬少方給張來電，要約我見面，地點定在馬住家的南山區「歡樂穀」景區附近的一家咖啡館。張駕車帶我返回南山區，沒來得及買鞋，仍穿著破囚拖鞋。路途中，瑞典的張裕打來越洋電話，仔細詢問我的狀況。他是獨立筆會秘書長，我是會員。我一邊接聽電話，一邊嘔吐不止，幸好張的車裡備有塑膠袋，吐在袋子裡。很是狼狽。
本來出於基本禮節，我剛出獄幾個小時，身體有恙，是馬來見我，而非我拖著病體去見他。
萬萬沒料到，這是一次審問。馬少方帶來一個我不認識的男性朋友，等候在咖啡館，提前點好咖啡。我與馬面對坐在單人沙發上，面前各放一杯咖啡。張與馬的朋友友各自站在我、馬身後。
馬詢問我被捕過程，態度十分不友善。在我入獄時期，他沒有發聲和提供幫助，現在反審問起我。我仍耐心跟他陳述了入獄經過。他對我的「被搆陷入獄」回答不滿意，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我最後說道，你相不相信不重要，讓事實說話，你就假設我去嫖娼被捕，你滿意了吧？他很滿意這個答案。馬即說要去附近圖書館，帶朋友離去。不歡而散。1998年，深圳，唐凱帶我與馬初次見面，當時在他任職一家通訊公司，三人在樓下喝茶。馬說，是深圳公安給他找的工作，保障基本生存，讓他安分別惹亂子。馬曾任職《萬科週刊》編輯，住房是從萬科購得。
我與張走出咖啡館，忍不住蹲在路邊花壇邊嘔吐起來，望見馬坐朋友車離去。我與馬見面共有3次，這是最後一次。
馬少方是「八九民運」通緝的21名學生之一，與我幾次接觸中，處處顯得盛氣淩人，可他扮演何種角色？1989年北京屠城發生後，他逃去廣州，在白雲山派出所投案自首，被判三年。「六四」後我沒自首，入獄一年三個月，開除學籍。2006年6月，我被深圳警方強制驅逐離開生活10年的深圳，來年轉居廣州期間，2010年與友人去白雲山遊玩，路過該派出所，想起馬，特意拍照紀念。
「六四」34年來，我只在網路見過馬早年撰寫的去西藏旅遊的文章，從沒見過他批判政府和社會的片言隻語；2015年前後，他在推特上回顧八九民運，我跟帖提出不同看法，他從推特發來私信，意思是讓我不要說話。自此斷了來往。再後來從海外人士推特裡，斷斷續續知道他在美國、法國、歐洲，未被限制出國，遭受過幾次拘押；他在國內或移民海外，不得而知。
2004年3月，我被捕前一個多月，受張邀與唐凱、馬少方等人，在福田區振華路一家餐館聚餐。餐間，馬對我說，你寫的文章不受當局歡迎。我很驚訝，他怎麼知道當局不高興？於是回問，你確認是國保讓你帶話的嗎？他給出肯定回答。馬又說：「劉水，你信不信，我寫的文章，發在海外，稿費要給得比你高？」再次讓我驚掉下巴。我相信，可我沒見你實名寫過一篇批判當局的文章啊？！曾見他發在獄中回憶文章。我曾聽聞，馬喜歡讀書，書是白讀了，人豈可跋扈至此。
那天聚餐結束後，我送馬一本我剛出版的一本書。馬在夜色中拉著行李箱，打車趕去火車站，去往長沙參與公司策劃的專案。他自認是異議人士頭面人物，還沉醉在「八九學運」領袖的光環裡，嫉妒我搶去了他的風頭，不知自己已被時間的大浪所淘汰。這是誰的悲哀？
大約在2001年前後，馬與張等人合夥開設一家諮詢公司，做城建規劃顧問，張掛名法人。公司設在我住家的福田區崗廈村西坊的彩田南路西側一幢寫字樓裡，張約我去過一次，聊天，沒遇見馬。
出獄當日晚餐，張和妻子、幾歲大女兒請我吃飯，接風洗塵。當晚落足張家。張將我委託難友帶出的信件、日記，以及我家人寫給他信件，全部交給我。我才知他曾七次去收教所探望我而被拒，送去的書籍都被扣押，包括我入獄前出版的一本純藝術類書籍《裸模風波——中國行為藝術事件全紀錄》——迄今唯一一本在大陸出版的書籍。我入獄前未收到的稿酬，在獄中帶信，委託他接收，一一收到。4070元解教費，即是用我的稿酬所支付。張將我入獄期間請托的事務，處理得非常細緻、周到，國保威脅、刁難他，甚至連累妻子。我當場感激他的付出並表示歉意。
2004年5月2日，我被福田區南園派出所龔樂其等四位員警送入收教所那天，進入收教所大院，龔警將抓捕當時扣押的手機交給我，讓我通知親友。我通知張。後秘密帶信出獄，讓張幫我退掉租房，將電腦、書籍和衣物保存在他家，冰箱和電視機、傢俱，讓他售賣或送人。
出獄次日，我獨自去收教所取拿被扣押的手機，並索還被扣日記書籍。當我從封裝如初的牛皮紙信封裡取出手機，安裝上電池和手機卡，居然手機顯示還有兩格電量。無疑，手機被人打開過。入收教所當天，我被勒令將手機卡取出，電池卸掉，把機身和電池分離裝入這只牛皮紙信封。然後，女警當面用膠帶密封，讓我在封口處摁上紅指模。整整一年半，這部三星手機電池應已自然耗盡，何況手機扣存當天電量未滿格、昨天出獄未歸還手機，疑點多多。顯然，手機被人取出、充電，查看資訊。
我質問女警，你是承辦人和知情人，是誰違法偷打開手機？她滿口否認，作惡不敢承認。如果堂堂正正承認，我反而會佩服他們敢作敢當的勇氣。
這個謎團幾天後得到證實。我致電一位河南朋友，她很驚訝，說你不是出國了嗎？細問之下，方才明白。在我關押期間，她接到我手機號碼打給她的電話。一個男子自稱是我的朋友，在電話裡告訴她：「劉水帶妻子和孩子出國去加拿大了，別再聯繫了。」詆毀我是個無情無義之人，更企圖切斷我與所有朋友的聯繫。警方的邪惡在於，我即使出獄，依然試圖完全控制我。
按照正常邏輯推理，應是收教所獄警違法將我手機交給深圳公安局國保，偷偷充電、打開、查驗，獲取手機裡保存的朋友電話號碼，然後假冒我的朋友名義打電話。編造事實，挑撥離間，卑劣至極。我與這位高校老師朋友，從未見過面，算是網友吧。她讀過我寫的報導和文章，我出版著作後，寄過她一本。彼此常常通電話，她當然瞭解我的個人情況，知曉我離異、沒有子女。警方特務胡編亂造，當時即被她識破。只是苦於聯繫不到我，打開心中疑團。直到接到我的電話，聽到我的聲音和入獄經過，真相終於大白。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