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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聯合」政府 人才濟濟
中華民國的誕生，不全然是革命黨武裝暴動的功勞，還有立憲保守派的運籌帷幄，以及北洋軍事實力派對共和制度的支持。這三方壓力促使清廷退位。當時的中國，主流民意是立憲與和平。拿立憲來說，清政府從事預備立憲已經多年，國內已無人公開反對立憲民主政治，各派差異只在如何落實立憲。以和平來說，武昌起義後，孫中山的革命軍隨時準備北伐，他們與清廷的北洋軍在南京、漢陽爆發了激烈戰爭。全國人心厭戰，不希望再有兵災戰禍發生。
為了不辜負民意對立憲與和平的期待，清廷與南方革命黨談判。最終達成協議：實行共和；南北統一；共組聯合政府。北方談判代表唐紹儀是清國洋務自強運動時期首批留學美國的幼童之一，人品與學養豐厚，也是袁世凱親信。袁世凱在1912年3月依據責任內閣制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就任大總統後，立即向臨時參議院提名唐紹儀為國務總理，獲得通過後，南北共組聯合政府。
此聯合政府可謂人才濟濟。唐紹儀除擔任總理外，兼任交通總長。
內務總長趙秉鈞為北洋系，建立了中國的現代警察制度。
陸軍總長段祺瑞是北洋三傑之一，對清末新政和中國軍事現代化有極大貢獻，推翻清廷有功。
海軍總長劉冠雄是閩系海軍出身，清末留學英國學習海軍知識，參加過清法戰爭和甲午戰爭，為海軍建設貢獻極大。
財政總長熊希齡是保守的共和黨，晚清翰林，曾追隨改革名臣張之洞，參與戊戌變法，後參與清廷立憲考察。
外交總長陸徵祥是晚清職業外交官，屬無黨籍人士，是洋務自強運動培養的人才，精通俄語，長年駐外，妻子是比利時人，可謂開風氣之先。
司法總長王寵惠是革命黨，在香港完成基礎教育，留學日本學習法律，取得英國律師資格，後來國民黨統治中國後，他成為五權憲法下的第一位司法院長。
教育總長蔡元培是革命黨，大教育家，聲名顯赫。
農林總長宋教仁，是革命黨，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憲政專家，被公認是孫中山接班人。
未就任的工商總長陳其美是革命黨的軍事人才，早年留學日本，培養的人才和追隨者中，最有名的莫過於蔣中正。
僅為拉清廷下馬 無共同願景 三月即垮台
但如此超一流人才精英組成、背負著主流民意求憲政、求和平願望的聯合政府，僅僅三個月就垮台了。究其原因，聯合政府本身的分權特質一旦與黨爭結合，勢必造成國事維艱、政府施政舉步難為。
中華民國開國後，政治集團分為激進的革命黨，保守的立憲派，還有以軍事實力為後盾的北洋集團。三方組成聯合政府的共同基礎是推翻清廷、實行共和。在打擊清廷的過程中，革命黨不斷在華南發動武裝起義，讓各省脫離清廷獨立；北洋派則利用手中的軍隊，拒絕執行清廷鎮壓革命的命令，同時在袁世凱指揮下，由北洋將領聯名要求清帝退位、實行武裝逼宮；原本支持君主立憲的立憲黨則在全國各地進行輿論造勢，穿梭在南北之間，充當調停人。
但清廷結束統治後，如何實行共和制度，三方並沒有共同的規劃和願景。立憲派和北洋派在國家制度上，傾向於總統制，認為可以提高效率，避免黨爭，維持國家的統一。革命黨自己在南京執政時，實行總統制，但組成聯合政府前，以防止獨裁為由，為了繼續掌握權力，利用臨時參議院中的多數地位，制定責任內閣制的《臨時約法》，將袁世凱的總統權力虛化。這在聯合政府初期就激怒了北洋派。
國政方面，革命黨側重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對歐美列強抱有較大敵意。但立憲黨和北洋派奉行務實的外交。雙方的這一衝突在借款事宜中爆發。民國初年，政府財政緊張，不得不向外國借款。歐美各國遂要求派員監督款項使用。在袁世凱這樣的晚清官僚看來，洋人派員監督實屬正常，當時的中國連海關都是由洋人管理，海關成為最清廉的部門。但革命黨認為洋人監督，是損害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這一事件成為了唐紹儀內閣垮台的導火線之一。至於後來的人事任命，革命黨希望由自己人擔任北京地區的軍警負責人，遭到北洋反對。最終導致唐紹儀內閣辭職下台。
在聯合政府短命的三個月時間中，一方面要面對作為國會的臨時參議院不同黨派的鬥爭和傾軋，一方面要處理總統和國會之間的關係，整個施政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北洋方面並非不願意和革命黨分享權力，而是不能接受權力被獨佔。蓋因權力本身具有擴張性和獨佔性，雙方為一個政策、一個人事任命的爭執，表面上是黨爭，實際上卻是國家大政主導權的博弈。在當時的聯合政府內部，各派這種「寸土必爭」的心態，讓聯合政府最終胎死腹中。
作為口號的「聯合政府」 簽字畫押後因小事擱淺
唐紹儀內閣倒台後，聯合政府作為一種政治運作模式，便消失在中華民國的歷史中。此後，不論是北洋還是後來的國民政府，有的是專業化的無黨派政府，有的是黨治政府，但共同點都是依託槍桿子的非責任內閣政府。但作為政治綱領和口號的「聯合政府」卻在中國流行起來。
這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中國共產黨的「聯合政府」主張。1945年春，中共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的絕對權威。毛澤東向大會所做的政治報告名為《論聯合政府》。在這一綱領性文件中，毛澤東代表中共，提出了非常具體的政治民主化路線圖。首先，中共要求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組成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第三黨、社會賢達組成臨時的民主聯合政府；第二步，是舉行完全自由和無拘束的大選，選舉國民大會，組成正式的國民政府；第三步，是徹底保障人民的結社、言論、出版、遊行等自由。
當時的中國，反內戰、要和平是絕對的主流民意。國民黨對中共「聯合政府」的主張，未有直接否決，而是以全國必須實現「軍令與政令的統一」作為前提，要求中共交出軍隊。但中共明確回應：交槍可以，軍隊國家化也正確，但不是交給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政府，而是交給民主選舉後的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
國共在抗戰勝利後進行談判，甚至召開了各黨派政協會議，達成保障人民自由、各黨派平等、實行普選、釋放政治犯的協議，國共兩黨及各黨代表簽字。但令人瞠目結舌的是，國共和談最終在國民政府委員人數比例這一問題上，正式破裂。共產黨要求自己和盟友佔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政府委員席位，以擁有關鍵否決權；但此議遭國民黨反對。談判進入僵局，最終兵戎相見。
縱使網羅各方菁英 聯合政府亦難成
不論是1912年中華民國開國後的第一屆聯合政府垮台，還是國共合組聯合政府失敗，其內在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參與者事實上都不想要聯合政府；聯合政府本身不過是參與者們獲得最終絕對權力的過渡工具而已。
在中國文化千百年的浸染之下，權力究竟是獨佔還是分治，歷來有不同見解。但是，聯合政府這種美好的概念，是西方責任內閣制的產物，與中國或者華人傳統對權力的認識，並不一致。在德國，為了應對債務危機和可能的極端勢力冒起，左派的社會民主黨和右派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它們是政治對手，卻可以組織跨越左右的大聯合政府，這個大聯合政府也持續了很多年。這在東方社會簡直是難以想像的組合與安排。它之所以能成功，關鍵就是參與者有共同的治國願景。
所以，沒有共同價值目標，只是當作奪權的過渡，或者依靠消滅共同對手的仇恨意識所組織的聯合政府，必定是失敗和短命的，哪怕所有的參與個體，都是各行各業的精英和一流人才，也是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