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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人權的解釋往往與西方的理解有所不同，經常強調集體利益高於個人權利，有些官媒更以監控疫情的成效歸功於中共推祟集體主義的基礎，來貶低西方國家提倡人權與自由。
然而，隨著全球化的推進，這種二元對立的觀念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尤其在過度的集體主義往往剝奪許多人權的時候，對社會產生的負面影響尤其深遠。去年，中國北京政府控管疫情的清零政策，也激起了人民對政府高壓手段的矛盾和衝突，許多人在疫情期間面對很多因政策而帶來的糧食及生存問題，更被嚴重剝奪了行動的自由，在中共官逼民反的情緒下，導致2022年發生一場全國性的抗議運動——「白紙革命」。
人權其實是普世價值，應超越國界和文化的差異，而不是在中西文化的框架視為二元對立的概念。
人權作為普世價值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瓦薩克的三代人權論。人權的進化從17世紀的自由權和財產權開始，發展到19世紀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權利，最終達到20世紀中葉的集體權利，包括環境權和發展權。隨著時代的變遷，雖然許多現代性的問題與過度的個人主義相關，但人們對於權利的理解和需求也在不斷發展和變化，提倡民眾有更多政治參與，以及擴大社會對政策討論的空間，才能在制定政策時更完善個人權利及集體利益的平衡。
「被失蹤的人」與「被失蹤的人權」
今年六四前夕，在香港一座擁擠的人行天橋上，一名23歲來自中國大陸的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博士生曾雨璇，因計劃展示紀念天安門事件的「國殤之柱」巨型橫幅而被逮捕和監禁六個月，刑滿後她被香港政府遣返中國，卻從此下落不明，她的母親回到中國後亦失去聯絡。這不僅是一個中國有為青年的個人悲劇，也是一個時代的象徵，標誌著極權侵害人權的問題不但在中國發生，更一路蔓延至香港，凸顯出中國極權主義擴散對於人權狀況的種種威脅。
中國女學生曾雨璇因計劃懸掛「六四」橫幅被判入獄六個月。(資料照片：X平台)
曾雨璇的遭遇不是孤立的案例。2015年，香港銅鑼灣書店的五名相關人士接連「被失蹤」，而隔年一名瑞典維權人士在央視上「被認罪」後被驅逐出境；1990年至今，更有超過500名台灣人在中國失蹤，超過1000名台灣人被任意逮捕。這些數字不僅是冰山一角，也是一個警鐘，提醒著全世界對這片土地上的人權狀況保持警惕。聯合國的普遍定期審議（UPR）提供了一個機會，讓國際社會可以對中國的人權記錄進行檢視，這些事件背後的共同因素是中國當局措辭含糊的國家安全規定，用來任意逮捕、起訴和監禁那些被視為威脅的人士。
曾雨璇的故事，以及香港人、台灣人甚至任何人在中國被失蹤和濫捕的事件，都在提醒我們要正視擴張的極權主義讓人權正慢慢消逝。人權是所有人與生俱有的權利，人權保護不僅是法律和條約的責任，更是每一個人，無論國籍、文化背景，都應該追求和捍衛的共同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