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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主義外交哲學的表現與危害 ——季辛吉政治遺產綜述

  • 時間:2023-12-29 20:00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現實主義外交哲學的表現與危害 ——季辛吉政治遺產綜述
已故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AFP)
【引言】烏克蘭戰爭如火如荼,但伴隨一個又一個對援助烏克蘭持懷疑和審慎立場的右派保守政權,透過選舉在歐洲國家不斷上台執政,基輔的自由之戰顯然陷入了僵持狀態。孤立主義、實力主義、現實主義以及地緣平衡戰略在歐洲大陸開始冒頭。這些政治思潮和意識形態都與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高度類似,甚至可以說是他的思想遺產。季辛吉在外交事務中放棄了民主自由的價值觀,信奉銳實力和利益原則;從表面上取得了與威權專制國家短暫的妥協,卻讓自由世界失去了對美國領導力和價值引領作用的信心。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在季辛吉的主導下,與中華民國台灣斷交,轉而與中共建交,造成西太平洋的自由潰敗。政治終究是有道德和情感的。與威權合作只是短期利多、飲鴆止渴、與虎謀皮,其惡果就是帶來自由秩序的裂解。


 

背棄越南台灣 埋下未來炸彈

美蘇冷戰是價值觀之戰,也是信仰之戰。處於制度優勢的美國本可以不向蘇聯及共產陣營妥協。但為了所謂的短期國家利益和追求表面的和平,在季辛吉的參與和規劃下,美國先後在1970年代將軍隊撤離越南,導致越共最終奪權;美國也選擇與中共握手言和,讓台灣失去了外交空間並步入孤立狀態。

這種外交作為的背後哲學是:越南的背後是蘇聯和中國;台灣議題的另一個當事方是北京;對美國而言,在季辛吉之流看來,與其和中蘇對抗,不如選擇與中蘇妥協及和平共處,以此確保美國國內的經濟發展和在歐洲勢力範圍;至於共產暴政,在季辛吉的外交哲學中,他認為完全可以透過時間的消耗來拖垮共產國家,而自由世界在這個消耗過程中,並不需要和共產國家正面對抗。

從表面上看,這樣的思維無懈可擊,但事實上卻是天方夜譚、異想天開。北京和莫斯科都不可能是季辛吉所想像的那樣,會止步在他們與美國簽訂的所謂協議。蘇聯雖然與美國簽訂了《削減戰略進攻性武器條約》,但蘇聯的軍備和領土擴張並沒有收斂,反而在1980年堂而皇之入侵阿富汗。北京也沒有因為中美建交,就減少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反而卻是不斷對台灣文攻武赫。

美國在1970年代初對共產陣營進行綏靖的做法,最淺層次是背叛南越和台灣等盟友。更深層次則是尋求和蘇聯、中共等共產政權集團進行妥協。在一定時空下,這種妥協是必要的,但這只能是權宜之計——因為共產政權本身也將這種妥協視為權宜之計。然而,在季辛吉之流的主導下,權宜之計成為一種政治哲學,重新在國際政治中信奉馬基雅維利以及俾斯麥的權謀和實力原則,二戰悲劇帶來的對善良、美好的政治反思被拋出腦後。由於美國在自由世界具有領袖地位,美國在1970年代對越南和台灣的拋棄,給歐洲帶來巨大震動。這為如今歐洲內部極右勢力蠢蠢欲動的對俄羅斯妥協浪潮埋下了伏筆。

這同樣也給後來的世界發展埋下了巨大的定時炸彈。這個炸彈帶來了兩個巨大的危險。首先,就蘇聯以及後來的俄羅斯甚至是中國而言,歐美的綏靖策略並沒有促使俄中兩國內部的自由派勢力壯大發展,反而是令它們的社會轉型出現了巨大障礙。拿俄羅斯來說,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民主化曇花一現,迅速進入到新沙皇的帝國主義狀態。關於中國,美國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期待在逐步落空的同時,美國內部卻不斷有聲音為中國社會轉型的滯後尋求合理背書和辯護,甚至基於經濟利益坐視中共隨意輸出自己的銳實力,無法阻止北京對包括台灣、香港等議題在內的策略形成制約。不論是基於對中國市場的經濟利益考慮,還是不想得罪中國和俄羅斯以保全自己在歐美的勢力範圍,忽略自由民主價值觀的綏靖主義,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讓美國失去了道德高地,也讓一直期盼自由的鐵幕下各國受壓迫人民倍感失望。

右派功利強化了白左的幼稚

在西方政治中,左派和右派對東方世界的道德想像具有重大差異。在左派看來,東方世界在西方殖民者和開拓者到達前,是恬靜和美好的,是可以逐漸現代化的,是西方勢力的進入讓東方充滿了暴力、戰爭和動蕩。在右派看來,東方原本就是落後和愚昧的,如果不能夠改變這種所謂的落後和愚昧,就嘗試和這種落後愚昧共處,確保西方世界在東方的利益即可。

左派的想法可謂幼稚;右派的想法可謂是功利。但季辛吉主導美國外交政策的時代,右派的共和黨政府選擇和東方共產集權政體共處,反而讓左派對東方世界的幼稚想像更加被合理化。在左派看來,連崇尚自由市場和基督教文明至上的右派,都要和東方極權國家和平共處,那麼奉行多元主義的左派更是不能夠再將東方國家視為敵人;而且,右派對東方共產國家的妥協,在歐美左派看來,是保守派意識形態和理論的破產,是左翼思想強大和正確的證明。

蘇聯和中國等東方集團利用右派綏靖的空隙,在西歐打開了新的局面。1960年代和1970年代,正是西歐左翼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時期,毛澤東、胡志明、格瓦拉成為了西歐大學生和年輕人的偶像。他們將本國社會弊端和對政府執政的不滿,變為希望投向到東方國家的共產革命家身上。這些年輕人後來成長為本國左翼政黨的領袖,自然會對東方國家抱持好感。這就是為何蘇聯(包含今天的俄羅斯)、中國,比較希望和西歐國家的左翼政府打交道的最深層原因。當然,唯一的例外是法國。法國的左翼例如社會黨,對蘇聯和紅色中國持強力批判態度。社會黨執政時期,也是法國和台灣關係較好的時代。但這背後的原因也是意識形態:法國是社會主義的故鄉,在法國左翼看來,蘇聯和中共奉行的是假社會主義,而不是真社會主義。但整體上,季辛吉的外交路線,讓歐美的左翼和後來的極右翼——這兩大完全不交集的政治光譜集團,選擇了和俄羅斯、中國進行共處和妥協。如今,對援助和支持烏克蘭持審慎態度的,包含了美國保守派中的極右翼,也包含了歐洲一個又一個上台的極右政黨。特別是西歐的極右勢力,外交上奉行孤立主義,私下一直與俄羅斯政府暗通款曲,成為烏克蘭自由之戰的最大隱患。

台灣出路:連結友邦 自立自強

季辛吉被中國政府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國外交中,有此殊榮的,通常是中國的盟邦政要或國際共產革命家。季辛吉作為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的前國務卿卻得此光環,可見他在紅色中國的地位。他的病逝,台灣有政黨選擇悼念,這固然是自由,但也凸顯出他們對當前國際局勢的無知,以及對台灣歷史的忘卻。中華民國台灣要自立自強,要防備和擊敗外敵的入侵,守護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避免季辛吉這樣的孤立主義和現實主義政客再度給台灣造成傷害,最重要的出路就是連結友邦、自立自強。意識形態光譜不同的政黨在民主國家輪替執政是一種常態。讓不同立場的政黨都對台灣產生好感和支持,則更能夠讓中華民國與歐美盟邦的關係處於穩固之中,同時應將台海和平穩定的長遠價值敘述為盟邦本國的利益所在,來強化他們對台灣重要性的認知。當然,最為重要的,是我國自身不斷強化經濟和國防實力,增強獨立作戰、持久抗衡的能力,才是捍衛中華民國生存發展與台澎金馬人民安全福祉之根本。

作者》林本炎  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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