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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間抗爭者闖入立法會，成為反送中運動的標誌事件，相關案件日前作出裁決，不認罪的被告當中除兩名記者脫罪外，其餘被告均被裁定暴動罪成。事實上，控方在案件開審階段已經不就兩名記者的暴動指控作任何陳述，形同撤控，同時兩名記者面對的另一項「非法進入立法會議事廳」亦告罪成，變相是次案件所有被告入罪率依然「百發百中」。
作為少有公開表態並附註行動的一員，案件焦點大多落在王宗堯身上，但更想集中討論案件關乎記者的部份。法官在裁決中就「非法進入立法會議事廳」的定罪考慮上，法理依據來自兩個部份：一，不聽從指示、和二，不守秩序，並只需證明其一即可入罪。
在不聽從指示的考慮上，法官認為（為方便行文，以兩被告姓氏簡稱），馬表示對事發當晚「所有人士必須立即撤離立法會大樓」的警示不知情一事並不可能，「難以想像馬在途中不會對有關立法會的現狀，又或有何等消息和立法會有關感興趣」，在立法會內亦有和其他記者交談，上網正常，因此「唯一合理而無可抗拒之推論是馬只在試圖隱瞞得知此指示時，仍選擇不遵從並逗留」因而裁定罪成。
由此可以衍生幾個討論：
一，知道和理解「指示」是截然不同的事
法官在裁決書中亦有提到，「紅色警示是立法會首次發出，具其新聞價值」。一個歷史上第一次發出的指示，究竟嚴重性如何，對毫無經驗的所有人而言根本難以量度。示威期間警方亦經常作出「離開某區域」的指示，以「警告」示威者，傳媒如何衡量當晚的警示和其他警方的指示有可不一樣？如果在無法量度的情況下，「紅色警示」被當作一般指示看待，因而被媒體老闆或員工，甚至當事人輕視而未有留意，實在無可厚非。
這個推論在裁決書中可見端倪：「當他得知示威者已進入大樓時，他稱先要得到老闆的准許才可內進，要是如此，實難以想像熱血時報在沒有掌握當時相關之資訊，包括政府發出的信息，便和馬作討論及決定讓馬入內，然而卻沒有提及紅色警示一事。更令人出奇的是，當警方宣佈將會清場一事，他獲得其同事李偉傑告知並以軟件截圖通知他，但同樣是重要的資訊，但公司卻從沒有通知他，這說法實於理不合」。
警方清場在字面上，可以理解為警方將以武力驅散、警方將對大樓內逗留人士作出拘捕，一定遠比一句「紅色警示」更具震懾力和重要。這段證言正好說明，普遍人對「紅色警示」相比「當時市面上」其他警告的額外和實際作用毫不知情。並非一句「無知」就可以為傳媒和記者推搪責任，但法官在裁決時，顯然未有將「紅色警示」為首次發出，而令大部分人因忽略嚴重性，從而毫無留意並不知情的實際可能。
二、環境導致無知
承上，就算記者知道「紅色指示」是要求所有人離開立法會大樓，作為傳媒因要報導具新聞價值的事件，在衡量安全後而留下十分合理。
法官認為，黃「知悉紅色警示發出及所有人需要撤離的指示」，但「在立法會內有大批記者傳媒在拍攝，而其後在會議廳內的情況亦是如此」，警員在進駐立法會後「黃或其他記者們未有任何阻撓又或着他們離開的情況」，因而支持了黃認為記者可以留下的信念，故裁定在這一部份黃抗辯成功。
後者法官就警員未有驅散記者的觀察，正好呼應上文「紅色警示」的嚴重性未能準確被領會的論點。在同時出現「紅色警示」和「警方清場」的前提下，當晚警方都未有針對記者作出任何行動，如果警示凌駕於清場指示，而執法者亦未有驅散所有留在立法會的所有記者，又如何要求記者和傳媒清楚認知「紅色警示」的範圍？
退一萬步，以馬無可能不知道有「紅色指示」、不可能不知道「紅色指示」不能留下，因而步步推進至馬「不聽從指示」，本身就是一個「滑坡推論」，而法官裁定黃抗辯成功，認為記者的確會被環境錯誤引渡，而真誠認為在「紅色警示」間可以留下。在此前設下，理應無論記者是否得悉有「紅色警示」，留下都不會構成「不聽從指示」。
既然法庭不爭議馬記者身份，但一方面因為「無可能無知」入罪，另一邊又證明「真係會無知」，前後如何服人？！(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