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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間抗爭者闖入立法會，成為反送中運動的標誌事件，相關案件日前作出裁決，不認罪的被告當中除兩名記者脫罪外，其餘被告均被裁定暴動罪成。事實上，控方在案件開審階段已經不就兩名記者的暴動指控作任何陳述，形同撤控，同時兩名記者面對的另一項「非法進入立法會議事廳」亦告罪成，變相是次案件所有被告入罪率依然「百發百中」。針對兩名記者被入之罪的考慮，承上文就算不從法理討論，判辭從常理觀乎，都有多處十分顯然且危險的邏輯謬誤，更甚者，可見法庭對新聞自由和新聞工作的不理解。
三、「滑坡推論」
法庭裁定黃在「不聽從指示」因無知而抗辯成功，但以「不遵守秩序」而裁定黃罪成，入罪考慮的邏輯一樣是「滑坡推論」。
判詞中提到，黃在立法會內撿起被撕毀的《基本法》小冊子，並因要拍照損毀情況，而以手按住拍照。但法官認為此舉是「是在未有獲得准許下，私下胡亂觸碰會議廳內的物品」，而「被示威者損毁的基本法小冊子，理應不可干擾案發現場的物品」：
//以記者身份進行採訪，並不是沒有限制。簡而言之，難道記者進入別人家中進行採訪拍攝時，在未得別人同意可胡亂觸碰別人物品。同一道理，如案發現場的物品被示威者毁壞，難道記者又可隨意接觸那些被損毁的物品。
要是他說的成理，就當晚立法會……被破壞的物品不計其數。難道他認為有需要亦可隨意拿起任何被破壞的物品已作拍攝，又或將那物品拿起以捕捉更佳攝影效果。又或若他認為有需要也可胡亂翻搗會議廳內的物品，這明顯不過和記者工作牽不上任何關係。//
以法官的推論，在一個暴動場合，記者如果在採訪途中為方便行動，稍為挪走任何障礙物，大至路障，小至一張海報，都屬於「接觸損毀的物品」；甚或當晚立法會內記者為取得更好角度拍攝，而站上議會的檯凳，都是「未得別人同意可胡亂觸碰別人物品」。
無錯，在新聞倫理和記者的教育中，記者都應該盡力處於旁觀者角色，盡量不牽涉成為新聞事件的一部分，但將拿起一本被撕毀的小冊子——甚至不知道撕毀後在地上抑或桌面——那記者張掉落的文具放回又是否掉落這個推論——推論形容成「胡亂翻搗會議廳內的物品」，根本是極危險的滑坡推論。證據是黃當晚只是拎起一本小冊子，僅此而已，其他部份都是法官的自行聯想，但就成為定罪考慮的重要邏輯，根本是欲加之罪。
況且法庭在「不遵守指示」上，接納被告沒有意圖的考量，但在同罪的「不遵守秩序」，卻認為「無需証明被告人有意圖不遵守秩序」，無需證明被告是真誠無知，只需證明被告「有意圖作出行為」即可入罪，本身已經是一種雙重標準。而「有意圖作出行為」一句，更將定罪準則放大至無需作出行為，其實是另類的有罪推定。
四、記者豁免
縱使在黃的判詞部份，法官認為黃的確會被現場環境影響產生可以留下的信念，但法官多次重申其為「錯誤的信念」，足見法官蔑視記者執行新聞工作的需要。事實上，從法官對兩名記者的定罪關鍵考慮——不可能不知道有「紅色警示」和破壞現場，都顯然是將記者的職業責任放在考慮的極後層面——後到都唔諗。
誠然，記者工作並非「大撚曬」，亦無法否定立法會——甚至放眼去其他同等的場所——的確有其神聖和獨特的地位，但在是次事件之中，並不能以平常的立法會相提並論，時空之中所發生的歷史價值已經遠超立法會的神聖——就如國會山莊被示威者攻陷，記者進入議場拍攝一樣。
退一萬步，得罪講句，立法會的神聖被踐踏，記者在事件中並無「加一腳」，將立法會的神聖俾屈的從來不是記者，記者只是紀錄立法會如何降絀。記者在這種歷史時刻的價值非但未有被彰顯放大，反而強行將其放在一個並不存在於當個時空的「神聖」之下，是法庭和法治對新聞自由的一大糟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