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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兩岸及印太地區舉辦兩場世紀峰會，這兩場會面，不僅在時機點上巧合的存在；再者，美日峰會與「馬英九與習近平繼2015年後的第二次會面」，對於兩岸關係與美中台戰略三角關係發展也產生了微妙變化。
美日峰會與「馬習二會」的異同點
首先，「和平」是美日峰會與馬習二會的最大共識決。但是對習近平而言，和平是手段之一，終極目的仍是為了「祖國統一大業」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美日峰會則是將台海和平穩定視為美日同盟的核心利益，對於中國單方面威嚇或是以武力改變台海現狀視為挑戰。
再者，「馬習二會」與美日峰會關於「對話」的意涵不同。「馬會二會」被中共當局作為推進對台統一的進程目標，主因是習近平在2019年「告台灣同胞書」40周紀念會發表習五條，除了定調九二共識為「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以及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治台制度之外，開始致力於推動與台灣各界「民主協商」，前總統馬英九則成為2024年中國對台灣實施大交流與協商民主的重要樣板。
然而，馬英九對於共產黨的交流套路恐怕理解不夠深切，對北京當局而言，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開展廣泛協商，其核心內涵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也是中國和平統一的主旋律，在此前提之下，遑論馬前總統對習近平對話時，口中的「中華民國」是否真的是口誤，可以肯定的是，坐在對面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們，心中肯定沒有「中華民國」，更沒有台灣2350萬人的主權，與馬前總統協商只是為了形式上達到中華民族認同的共識，實際為推進中共解放台灣的階段性目標。
反觀美日峰會，儘管也強調願意持續與中國對話，但是對話是為了加強彼此瞭解，避免誤判情勢，同時對話過程，也有堅實的美日防禦性同盟和美國、日本和澳洲建立聯合飛彈和防禦網絡架構為基礎，但是，前總統馬英九的姑息主義式的「一個中國」主張，不僅無法捍衛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對於中華民國主權包含大陸地區與自由地區的憲政體制，反而陷入習近平口中兩岸同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危險邏輯當中。
美日峰會與「馬習二會」對於台海及國際情勢的影響
最後，美日峰會體現民主價值同盟的重要性，「馬習二會」卻顯露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併吞野心。習近平在與馬英九對談中，首先強調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命運所繫，兩岸同胞要反對台獨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干涉，通篇強調在中華民族的框架下，中國可以帶領台灣邁向更美好的烏托邦世界。
然而習近平鼓吹的國族主義，對外容易形成「大國沙文主義」，成為區域不穩定因素，對內也容易以民族、國家的名義來壓制個人的自由、獨立、人權。因此可見，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與美國拜登總統攜手強化美日防禦關係，敲定70項國防合作協議，馬上被中國外交部視為嚴重挑釁，痛批美日雙方抹黑、攻擊中國在台灣及南海問題的立場，嚴重干預中國內政並違反政府間的國際關係常規。
總結而言，4月10日的美日峰會與「馬習二會」在政治場域重要性上不是在同一水平，畢竟美日峰會是兩國領導人會面，同時簽署具備實際效力的國防協議，「馬習二會」只是中國領導人與已是平民百姓的台灣卸任元首會面，但兩場會面所傳達的政治訊號卻同樣敏感，也同樣令國際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