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移工＃MeToo(二) 公道從何來 - 新聞

外籍移工在台人數逼近70萬大關，其中社福勞工已超過25萬人，他們是台灣高齡社會下長期照顧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但是，社會中曾發生女性家庭看護工遭雇主性侵，被害人錄下痛苦過程蒐證，因而引發軒然大波；雇主與移工是在權勢關係下被迫性交案件的典型，當她們鼓起勇氣血淚控訴後，得經歷多少關卡，才能將惡狼定罪？

等待與煎熬庇護中心內心情複雜

記者問：『(原音)今天吃什麼啊？』

印尼移工Su(化名)說：『(原音)這個…印尼炒麵。』

記者問：『(原音)中午幾個人吃呢？』

印尼移工Su(化名)說：『(原音)有人出去找工作了了，今天6個人吃。』

一間外籍移工庇護中心裡，不到中午十二點，早已香氣四溢，負責掌廚的移工姐妹正在準備中餐，今天來點兒家鄉味－印尼炒麵；接著，走入她們的寢室，一層樓有2個大房間，每間各有十個床位，房內雖然不算寬敞，但是，總算有一個讓她們遮風避雨的空間。

在政府的保障下，曾是被害者的她們與一般移工不同，這時，也擁有了自由選擇雇主的權利。是的！就像一般台灣人一樣，面試上班去。

印尼移工Ani(化名)，她說：『(原音)現在的工作是照顧一個帕金森氏症的阿嬤，要照顧她的日常生活和幫她洗澡；雇主人很好，大部份是中午過後再去上班，所以上午若要出去買東西，雇主也都允許我出去買東西，我一個月可以休假2天，只要先跟雇主協調，只是要先說，否則阿嬤没有人照料。』

Ani在工作媒合後，終於等到一個好的雇主，熬過5個月没有收入的日子後，一切都值得，但不是每個姐妹都能頂住没有錢寄回家的壓力。

菲律賓女孩Mary曾入住庇護中心2回，她說，當時一心只想快快找到新工作，怎知羊入虎口，遇到猥褻她的阿公，Mary說：『(原音)我當時没有選擇，因為我一定要快點工作賺錢，才能寄錢回家……。』

#Metoo女孩－菲律賓移工Mary受訪，指控「阿公」企圖拿錢與她性交易，在她拒絕後，「阿公」憤而凌虐她／詹婉如攝

支持系統不足監委：求助者得付出代價

監察委員王美玉說：『(原音)這份調查報告中，我自己覺得值得大家重視的地方是，受害者七成是來自家庭看護工，看護工和產業工不同的地方在哪裡？產業工在工廠，他一定有同儕朋友，住在宿舍相對安全；看護工則是一個人走進一個家庭，相對她勢單力薄。』

監察委員王美玉翻開今年5月提出的調查報告，她指著特別被圈起來的633數字說，這是2012年至今年2月為止，衛生福利部接獲外籍移工被性侵的通報案件量，其中70％為家庭看護工。

經過八個月的實地訪查，她相當清楚，一個移工女孩從鼓起勇氣通報、成案到最後的司法訴訟得花多少功夫。

監察委員王美玉說：『(原音)支援她的資源非常少，比如說通報後立即被帶離不良雇主家，她没有工作收入，來台灣的仲介貸款每天要繳利息，不僅没有薪水，回過頭家裡還需要錢，所以你想想看，被害者通報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遇到危險要求助，是人求生的本能，但對來台賺錢改善家計的女孩來說，得考量的更多！由於移工與雇主權力關係的不平等、中途中止契約困難等因素，使得移工在遭受性侵害時多數選擇「隱忍」或「逃逸」，但是，這都不是長久之計。

若最後決定尋求政府協助，但是，光打求助電話就是第一道關卡，勵馨基金會外勞庇護中心督導李凱莉就談到，曾協助過一名身處偏鄉，費盡千辛萬苦，才得以對外聯絡的女孩，她說：『(原音)外在的支持和資訊的給予會讓她們有勇氣打1955求助電話，我們也有看到一個姐妹工作在偏遠山區，電話也不通，所以她只有趁没有人在的時候偷偷跑到外面，趁有訊號的時候偷偷發一點簡訊，丟出一點訊息後，慢慢地才能由她的朋友協助通報。』

「Metoo女孩很多不敢講，也未受基本勞動法令的保障！」勵馨基金會社工督導李凱莉看見女孩受害中的結構性問題／詹婉如攝

無人證物證法庭正義難以取得

就算女孩在面對受害處境時，大聲求救，但講求證據的法庭上，真能給被害者一個公道嗎？經常承辦相關案件的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宋一心律師說，實務上，若雇主存心不讓移工使用手機，在没有目擊者、缺乏事發現場的錄音、錄影證物，事後又有没有驗傷舉證，案件很難成立，導致移工受害者經常成為法庭裡的弱勢。

宋一心律師說：『(原音)法庭中法官都會有無罪推定的認知，但對一個外勞而言，我不知道她究竟應該做到什麼程度？有一個案子是那個法官認為，妳曾經可以打電話求助，也有發簡訊，但是為何簡訊當中没有提到受侵害的事？但站在我們的立場是，我電話也打了，陌生人也求助了，為何我還要簡訊再求救一次？這個案子法官從很多矛盾的地方集結起來，所以認為被害者指控不能採信；一個台灣人如果真的在職場上發生性騷擾或侵害問題，我們有很多的管道可以對外發聲，可是這對外籍移工來說，可能没有辦法。』

想到移工面臨的困境，義務協助的宋律師不禁大大倒抽了口氣；現實中，進入司法程序，每個環節都重要，制度上期待「完美被害人」，本國人不一定都能達到，更何況來自語言、文化思維迥異的移工？

看見困境民間司法通譯協會成立

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創辦人陳允萍說：『(原音)當初當外事警察是覺得在處理外國人的事務還蠻新鮮的，在學校就覺得說可能跟其他性質的警察工作是不太一樣，所以有一點好奇，也有一點興趣。(記者問：所以你會講一點東南亞語囉？)會講他們的語言對他們來基本上就是一種尊重，語言可以把人拉近距離，其實我們學的還蠻簡單的，就問你叫什麼名字、住址是哪裡的啊？然後你來台灣做什麼啊？什麼時候來台灣啊？都是那些問筆錄的話，呵。』

陳允萍深感非本國人在台灣司法上語言弱勢，2014年創辦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圖陳允萍提供）

陳允萍一名台灣外事警察，在台東負責在台外國人管理業務，1992年，台灣引入外籍移工的第一年，他從學校畢業；受訪時，陳警官笑著說，自己的南亞語程度，僅適用於問筆錄，但也就是親身經歷許多移工案件，深感移工在台灣司法上的弱勢，於是，他在2014年創辦台灣司法通譯協會。

陳允萍說：『(原音)其實我們國家對司法通譯人員的能力、資格都未嚴格規範，以至只會要會雙語的一個人就可以去通譯，我覺得政府這件事情上很可惡，但是這個非常無奈，現在全國的各個機關，除了法院地檢署他們培訓的叫司法通譯之外，其他的都用通譯一句含糊帶過；這些叫通譯人員，比如說我們國家有3000個訓練過的通譯，他們大概占了兩千五百或兩千六百多個人，其他真正有到法院去做比較嚴格訓練的那些司法通譯人員，他們也不過占全部的1/5不到。』

陳允萍強調，通譯要具備司法專業與中立性，因為，進入訴訟程序後，通譯的良窳，幾乎就註定案件的成敗。

經常處理移工案件的宋一心律師，有感而發地說：『(原音)檢察官問她（移工）說，你承不承認跟人家通姦？她是這個案件的被告，通譯就譯成你有没有跟雇主發生性行為？那位外勞就說有，我有跟雇主發生性行為，通譯就翻到這裡，可是外勞還有說一句，我是被逼的！後面這句通譯就没有譯；那法官認為，妳就是通姦罪了，因為妳自己也承認了；關乎到被逼就很有趣，妳是怎麼被逼法？是涉及強制性交？還是被利用權勢性交？就不知道了，因為一切問到這裡就結束了。』

原本是性侵案件，因為通譯轉譯不完全，最後竟然被認定為兩情相悅，加害者無罪。

懷抱夢想，跨海異鄉，面對困境時，誰能拉一把？

無留下求助證明，法庭上，法官研判案件的確實性及嚴重性將產生困難／Forter示意圖

事前防範查察工作落實不易

於是，政府設計了外勞查察員的角色，主動出擊！

盧敬明說：『(原音)(按門鈴聲)你好，我是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盧先生，今天主要是要來訪查您所申請的外勞，這是我的識別證。』

外勞查察員盧敬明(左)和陳銘傑(右)，穿著紅背心，穿梭於幅員遼闊的大台北地區，進行移工訪查工作。

盧敬明，一名具有12年年資的外勞查察員，穿著印有「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字樣的紅背心、騎著灰色機車，穿梭於幅員遼闊的大台北地區。

目前，新北市大約有三十多位像敬明一樣的查察員，每天訪視七個聘用移工的家庭。敬明說：『(原音)最主要會先問移工在這裡的主要工作是照顧誰，工作時間大約幾點到幾點，中間有没有休息時間，有没有領到薪資，是如何的給付方式？再來會詢問對外溝通管道是否暢通？你在這裡有没有受到性騷擾或性侵害的問題，都會提供有移工母語字樣的問卷讓移工勾選。』

但是，進入家戶執行公權力不是每次受歡迎，吃閉門羹是家常便飯，弱勢的移工朋友在雇主的監視下也不一定能暢所欲言，所以，敬明就曾遇過移工私下塞字條給他的情況。

敬明說：『(原音)嗯，有一個案例是移工知道我當天要過去，所以他有先寫好一張問題，當我要離去的時候，他偷偷塞給我；他可能是怕僱主知道，不敢現場反應，所以在我離開的時候塞字條給我，請求協助。』

拿到字條後，敬明立即帶回勞工局，在翻譯的協助下，解決移工不知能向誰傾訴的困境。

移工政策不周延監院監督補人力

查察人員是家庭內移工女孩安全把關者，但並非每個縣市都有充足的執行人力，監察院的調查報告中，就特別提及台灣外勞查察員的角色，當中描述，雖政府有相關預防機制，運作因檢查效能不足，仍無法防範於未然。

在這份調查報告提出後5個月，究竟政府相關單位如何回應？監察委員王美玉說：『(原音)這2年台灣的外籍移工大量攀升，勞動部也承認，隨著外籍移工人數大量增加，成長快廿萬人，你還用一樣的人力去做勞檢工作，當然是力不從心；所以我案子提出來後，勞動部已經在5月24日有一個檢討會議，會議當中決議增加76人，至少現在大約有350勞動檢察員，以彌補人力不足問題。』

監察委員王美玉認為，在移工政策上，政府應提出更周延且強而有力的支持政策／詹婉如攝

官司打贏移工：他會坐牢嗎？

相對保守的亞洲的文化裡，認為被性侵是羞恥、骯髒的，擔心別人看不起她，更不敢將事情告訴任何人，但是，這不但是妳的錯，妳的勇敢還會幫助其他姐妹不再受害。
然而，若贏了官司法院宣判後，姐妹們最關心的不是金錢的賠償，而是這個！

宋律師說：『(原音)官司打贏了，這個移工朋友是告訴我說，打贏了？那他有坐牢嗎？她只關心加害者有没有坐牢，其他金錢的補償，她並没有那麼在乎；另外一個移工也是，被告其實没有任何財產，她說没有關係，因為被告被判很多年，真的！她說没關係，因為加害者有得到應有懲罰，她就OK了。』

受害女孩Mary(化名)說：『(原音)我會跟妳說我的故事，是我認為現在是時候了，我應該忘了過去的不愉快，繼續往下走。』

庇護中心一隅，專門收容遭逢不當對待的移工女性，也是Me too女孩安全避風港／詹婉如攝

突破保守國情　#MeToo受害者的勇氣　　

#MeToo行動從2017年開始，成為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的一個主題標籤，諸多影視明星、體育選手勇敢站出來，讉責性侵犯與性騷擾行為。這些慘痛的經歷，每分每秒地也發生在弱勢移工身上，李凱莉督導說：『(原音)台灣民眾可能不是冷漠的，而是說他不了解，然後會有很多的恐懼、擔心、害怕；可是我相信，不會有雇主到外面跟別人說，其實我每天就會對她摸一下，或者做了什麼事，不可能會有這些訊息出來，唯一的訊息來源是移工自己講，除非事情很嚴重，不然，以她們的民族性，頂多跟一、兩個至親好友講，不太可能會上Facebook大聲說，這個我們可以理解，因為即使是我們本國人發生事情，可能也不會希望大家都知道。MeToo是一個國際性的倡議，但是，它也更關乎就在我們身邊的每一個移工，她們的人身自由和身體自主權。』

集眾人之力　為異鄉者平權努力

2018年台灣司法通譯協會課程，培訓各語種專業司法通譯，為語言平權努力。(圖陳允萍提供)

移工受限於語言，不易為自己發聲，但是，近年有不少台灣人為「失語」的他們站出來，讓外界看到台灣「為語言不通者的人權而努力」，陳允萍說：『(原音)我希望建立一個良善的司法通譯制度，讓他們在不幸陷入司法訴訟的過程當中，國家可以提供他一個非常有能力的通譯，讓他在整個過程當中沒有損失他的權益，我想這個就是我很希望去做而且需要做好的。』

然而，這些行動，正是台灣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並將其國內法化後，應給予的最基本人權保障，無論他，來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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