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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宗教信仰的了解有限，我沒有系統研讀過《聖經》，也沒有閱覽過《金剛經》等佛教經典，儘管我曾經在中國代理過大量的法輪功被迫害案件，但我同樣沒有靜下心來好好看看《轉法輪》。然而機緣巧合，這三種宗教信仰我卻有機會與它們親密接觸。我有很多朋友是基督徒，也零星代理過基督教會遭受迫害案件。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和多位真正的佛教徒有過多日相處從而與佛結緣。法輪功就更不用說了，我代理大量法輪功被中國政府迫害的案件過程中，接觸了這個群體中的很多人。雖然我不可能真正的觸及這些宗教信仰的核心文化，但作為一個旁觀者，我更多的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去進行不那麼成熟的解讀。
總的來說，我對宗教信仰的觀點是基於我作為律師的法律觀點：
1、我支持宗教信仰自由，並認為世俗的政權不應該侵犯這種自由；
2、我認同政教應該分離，信仰不應該超越世俗的法律直接干預世俗的生活，而一種宗教信仰的生命力不在於它是否能夠直接征服世俗，而在於它是否可以和世俗之間很好的融合並施加潛移默化的影響。
3、支持信仰自由是無條件的，不應該以世俗的功利觀念給予信仰群體太多不切實際的世俗期待。
國家不應干預信仰自由
人之所以為人，就在於人有區別於動物的思想和信仰。這種思想和信仰是人類的最基本權利之一，即便在一個人民並不享有各種充分自由的國家，比如中國，也不得不承認這種權利的正當性並把它寫入這個國家的憲法裡面。而我作為曾經給信仰群體辯護的律師，我維護的並不是他們「信什麼」和「信誰」的權利，而是他們有「信」的權利。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或是當權者的政策，可以決定一個人應該「信什麼」和「信誰」，事實上就是對信仰自由的侵犯。
人類經歷過並且在一些國家仍然正在經歷政教合體的黑暗時代，從而發展出政教分離的宗教信仰原則。這種原則的提出主要為了防範兩種不利於人類社會自由發展的趨向：一是世俗的政權壟斷信仰並把它馴服為維持統治的工具，比如現在的中共政權和共產主義信仰及臣服於中共政權的其它信仰群體，秦王朝以來古代皇權和儒教的苟合試圖維持皇權江山的世代永固。二是某種信仰挾持信眾對世俗政權的不斷滲透，最後達到完全控制世俗政權為該信仰壟斷服務的目的，比如現在的很多伊斯蘭政權，典型的如伊朗，以及基督教早期的發展等。這兩種趨向的區別就在於在世俗的政權和信仰的博弈中，一方佔住了博弈的上風，取得了對另一方的支配地位，從而實現世俗政權的獨裁或某種信仰的專制。這兩種趨向都不利於人類社會多元化的發展方向，必定會被摒棄。
信仰和世俗之間的關係在現代的大多數民主國家都有了很好的融合，這種融合的基礎就是政教分離的原則：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現代意義上的基督教正是順應了這種政教分離的原則，主動融入世俗生活施加潛移默化的影響但又小心翼翼地保持距離，從而表現出它茂盛的生命力。而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在現代國家制度體系中的確立，也防止了世俗的政權以國家以民族、以安全的名義對信仰的侵犯。
當我和一群真正的佛教徒相處一段時間後，我突然從對信仰的功利評價中解脫出來。對有些人來說，信仰就是人生，就是生活。他們的喜怒哀樂來源於信仰，他們的全部內心世界就是信仰的世界，並從中找到內心的平衡和繼續努力活下去的根基。他們在信仰中豐富自己的內心世界和精神力量，並為人類的未來提供一種可供選擇的生活方式。
三種信仰的差異性比較
說完了我對宗教信仰的基本觀點和態度，我現在想重點談一下我對這三種宗教信仰的差異性比較，以及對當下中國社會轉型的意義。
首先，從基本教義來看。三種宗教信仰最具有反思精神的是基督教。基督教認為每個人都帶有原罪，因而需要不斷懺悔和保持謙卑。這是基於對人性惡的假設而衍生出的人生觀，這種假設投射到現代社會的制度建構就是對權力的警惕，並因此發展成各種權力制約的民主法治國家制度體系。佛教倡導眾生平等，但同時也認為人人皆有佛性，通過現世的修煉及前世的因的積累，達到佛的境界。這種教義看上去可以給人希望和心理上的慰藉，但總歸有點脫離現實的骨感，因而無法給人帶來具有針對性的現實指導，更可能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為其狂妄自大和投機取巧提供心理支持。法輪功相對年輕，其理論相對粗糙和直接。它倡導真和善，這幾乎是所有有影響力的宗教都內涵的基本元素，但只有法輪功如此直白地說出來。它倡導的忍則可能是某種策略上的示弱，從而為自己贏得發展的空間，也可以解讀為它真誠地希望融入世俗社會，獲得和世俗社會和平共處的機會。
其次，從信仰與世俗結合的程度來看。基督教無疑是和現代文明社會結合最緊密的宗教，其教徒對世俗生活的指引和影響也在強有力的改變這個社會的結構。佛教則基本是保持一種出世的心態，佛教的寺院也常常是遠離喧囂的鬧市，在深山老林中自成一體，與世無爭，保持著那份純真與嫻靜。雖然也有一些不甘寂寞的商業化的僧人，但那已經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佛教徒，不過是披著僧人的外衣，內裡還是一個俗人。法輪功原本是從一個氣功組織發展而來，強調通過修煉強身健體至今仍是該信仰引以為傲的資本。在中國，由於該信仰長年受到當局的迫害，因此反抗迫害就成為該信仰的一個主要任務，這迫使他們必須積極融入世俗並試圖一定程度上改變世俗的觀念。
第三，從三種宗教和信仰所秉持的價值觀來看。基督教是最有是非感的宗教，這或許是因為它在現代社會有著強烈的自信，從而表現出來對現代社會普世價值毫不掩飾的堅守和評判。正因為這種清晰的是非感，也就成為它積極引領世界進步的生命源泉，其教徒也在這種清晰的是非感引領下積極通過參與社會公益推動社會結構的轉變。在中國，很多有名氣的大學和醫院的創立都有基督教徒活躍的身影。佛教給人的印像是一種超脫的存在，因果論的氾濫取代了是非的評判和對真相的追尋，現世的不公可以在前世找到根據，或寄託來世的報應，有點「存在即是合理」的感覺。法輪功雖然毫不掩飾對真和善的追求，但同樣秉承了佛教的因果循環論調，一味的勸善並執著於揭露他們所認為的共產黨真相。但這種揭露並不是出於一種普世的情懷，而更多源於中共多年來對他們迫害的仇恨，因而很難從中看出他們有清晰的是非觀念和穩定的普世價值觀。
三種信仰推動轉型的作用
有人認為，中國要先有信仰引導人心向善，才會有制度和器物的真正改變；也有人認為，只有制度發生改變，信仰自由才有存活的空間。而我認為，信仰和制度之間的關係很難有絕對的先後之分，它們之間往往是犬牙交錯、相互借力、共同成長的過程。一個相對好的制度會讓信仰自由成長，信仰發展到一定程度，會促成器物和制度的進一步改善。所以只有在某個特定時期，信仰的推廣和制度的改進有先後輕重緩急之分。比如現在的中國，歷經幾十年改革開放，信仰群體不斷成長，並擁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由於制度層面的改革遲遲無法提上日程，尤其近幾年極權體制變本加厲，中國社會在急遽倒退。這種倒退影響到信仰的成長，所以當務之急是制度的改進和社會的轉型。
而這些年來，中國社會幾乎所有信仰群體都在積極或消極抵抗極權的侵蝕，寄望中國社會轉型早日到來。其中，反抗中共最堅決、持久、有系統的當屬法輪功信仰群體，它們是最突出的。這種突出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對中共的揭露最徹底。《九評共產黨》把中共的前世今生披露得體無完膚；法輪功創辦的媒體如新唐人、大紀元等幾十年如一日，始終秉持著對中共挑剔的眼光，絲毫不理會中共的威逼利誘。2、對中共的反抗最堅決。幾十年來，法輪功信眾不懼打壓，堅持講真相，倡導真善忍，散播相關真相資料，在被迫害時堅持聘請敢言律師辯護，即便到了監獄也絕不低頭，前仆後繼不斷重複著悲壯的抗爭歷史。3、對中共的抗爭最系統。國內的抗爭和國外的傳播相結合，分工明確，自發形成的自組織也展示出了力量。
法輪功這種長年累月的積極抗爭，確實是對中共維穩力量的極大牽制。但同時，中共也在這種和法輪功的對抗中發展出強大的維穩機構和豐富的維穩經驗，並形成尾大不掉之勢。發展到今天，尤其武漢肺炎一役，中共在向世人展示它對國內民眾強大的控制能力的同時，也在不斷暴露它反人性的一面，直至它幾乎成為了全人類的公敵。
基督教秉持它的先進理念和與現代普世價值高度契合的優勢，原本有望成為這個國家最有希望的信仰資源，但隨著中共極權的回歸，它同樣越來越不被當局所容忍，並在重複著法輪功信仰群體所遭遇的經歷。佛教（藏傳佛教是一個例外）被打壓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極權的任性和膨脹，無法容忍任何不明確積極表忠心和臣服的信仰群體存在。
面臨極權的肆虐，任何人和群體都不可能置身其外，任何具有一定獨立性和自組織性的群體都可能成為極權面前礙眼的存在。信仰群體也不例外，暫時的妥協換不來長久的容忍，但極權的剎車仍然看不到希望。或許唯有改變，抱團協力才能夠為信仰自由掙得應有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