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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12月冬季，中國缺電問題不斷擴大，湖南，江西、浙江、內蒙古、廣東等省區都祭出限制用電的各種措施，甚至連政治首都的北京、經濟重鎮的上海都有出現短暫停電的情形，讓外界把矛頭指向中國的電力政策。不過，中共官方卻刻意粉飾太平，對外表示這是例行性的電力管制作法，地方政府更輕描淡寫指出停電是為了排除電力設施故障的問題，供電仍屬正常；另外，也有聲音藉此進行大外宣，包括「因為經濟復甦所以電力需求大增」、「因為2060年要實現碳中和，所以是為了節能減碳使然」等，雖然說法很多，但原因為何？
超趕下的電力政策 中國的缺電凸顯結構性問題
其實中國的缺電問題並非短期的經濟發展使然，換句話說，在疫情爆發後「復工復產」的情形並未回到過去的規模，在經濟復甦的過程中，整體產業所需要的生產要素有萎縮的跡象，尤以經濟成長的預測來看，逐漸下滑的趨勢之下，在既有的能源供給應當不會有巨大的變動，而缺電問題也本當不會發生。因而，在觀察目前中國爆發缺電的現象，如果僅是就工業生產的面向進行探究，這恐怕會誤判情勢，甚至不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與邏輯，直言之，中國的缺電議題不完全來自經濟與產業復甦的推論，反而「民生用電」更值得探究。
回顧改革開放至今，中國也歷經過幾次大規模的缺電危機，2002年是因為供電量無法跟上經濟發展的速度，2008年則是因為南部省區爆發雪災所導致用電量攀高的結果，「拉閘限電」是中國政府經常性解決用電負荷不足的手段，不過，無論是經濟發展的因素或是天然災害的衝擊，都可以透過各種基礎建設的公共投資來加以克服，短期恢復供電系統的運行常態也不成問題。然而，今年中國的供電缺口有其結構性的緣由，「數字達標」來自政府能源政策的「超趕」思維，以及「政治動員」背後所衍生出的更深層次問題：真實的社會落差。
中共在2013年頒布《空氣治理五年計劃》，為的就是要解決霾害與二氧化碳排放的問題，尤其是進入供暖季的中國北方（秦嶺–隴海線以北），採取集中供暖的方式，過去必須透過「燃煤取暖」來解決民眾溫暖過冬的需求，但這同時也帶來冬季空氣汙染的代價，因而在習近平上台後大力推動「煤改氣」與「煤改電」的政策，尤以習近平在今年的聯合國大會上提及中國對二氧化碳排放的承諾，迫使燃煤所造成的環保壓力必須快速落實，而燒煤取暖的方式被禁止，許多居民的燃煤爐台被封禁甚至用水泥來加以封堵，強以天然氣或電力代替。
民生用電需求攀升 產業用電攸關產能 不燒煤就受凍
事實上，使用燒煤取暖的民眾多在經濟相對弱勢的農村，甚至是一些在城郊生活的「低端人口」，難以接受「天然氣取暖」的經濟負擔，而被迫使用電熱的支出也不低，在無奈之餘僅能配合政府停止使用燒煤爐灶，但受凍的生活難忍也只能作作樣子，架設的天然氣管線、太陽能板等都只是裝飾用的設備，民怨沖天但不敢言，而這更是檢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扶貧」光鮮亮麗下的社會陰暗面。地方政府為了解決民怨沸騰的情境，民生用電與工業用電之間捉襟見肘，尤其近年來中國南方供暖用電需求攀升，更加劇了缺電的問題。
當然，中國政府近年來也大力推動多元能源的佈建，除了前述所提及的天然氣與太陽能之外，還包括了水力發電、核能發電、風力發電等清潔能源，但是在冬季用電量高峰的現實之下，又不得不落實減少煤炭供暖的政策，加上枯水期、日照短讓水力、太陽能發電根本無法跟得上需求，供電短缺勢必然的結果。中國面臨的兩難是「電力政策」的矛盾，產能因電力不足而下滑，如果對外採購印尼的動力媒，抑或放鬆對澳洲高熱量煤的進口，可以舒緩短缺電的窘境，但事實上進口煤炭的比重並不高，反而會擴大來自環保意識的壓力。
值得關注的是，雖然中國政府提出在2030年GDP的二氧化碳單位排放量將下降65%，但是卻還繼續建設新的燃煤電廠，顯然中國的環保政策仍是口惠而實不至。此外，中國面對COVID-19疫情的衝擊，「提高產能」來促成雙循環與經濟復甦，「經濟發展」仍是永恆不變的「硬道理」，再多的限電措施都會引發市場的預期作用，近期出現「搶煤」的狀況便是一例，如果再加上澳洲高熱量煤的開採量因天災減少及進口受阻，那麼煤炭的市場價格也必然出現翻倍飆升的跡象。可以說，中國處在「汙染發電–環保缺電」的循環之中，2020年的歹年冬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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