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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崗村為什麼沒有受到政治迫害
安徽小崗村「大包幹」第一年，小崗村糧食總產量就達到了十幾萬斤；人均收入400元，是上一年的18倍，小崗村20多年吃救濟糧的日子成為歷史。
這卻給村民帶來了恐懼，他們無法知道上級政府會如何懲罰他們的「違法」行為，他們撼動了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根基。
幸運的是，從縣到地市一級政府的官員審時度勢，不予以懲處，甚至認為，多生產出來的糧食對共產黨政府有利，以此給小崗村民「脫罪」，用政治正確來化解政治「反動」。
中央與地方之間最重要的大員決定了小崗村的政治命運與歷史性的影響力：1979年6月到小崗村調研的安徽省委書記萬里肯定了小崗村的做法，並將大包幹推廣到安徽全省。
體制內的良性力量或者說尊重人性與常識的力量，在並不多的地方出現，另一個挑戰體制的是四川的趙紫陽（後來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並因八九六四而下臺），有新民諺「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在當時民間流傳。萬里，原名萬明禮，1933年秋考入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從萬里的原萬明禮可以看出，其家庭的儒學背景，而曲阜更是孔子故里，道德精神與民國教育的背景，使他良知未泯，他的決策影響到了安徽，進而通過北京影響到中國大陸。
知名漢學家、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教授提出過中共政權的「韌性」論，中共政權為什麼比蘇聯政權更具韌性？因為中共體制內當時仍有良性的力量，像萬里這樣的一批人，是民國教育背景，傳統道德觀念沒有完全喪失，在他們有限的權力空間內，突破了僵化的政治教條，使村莊得以恢複生機，中共政權的韌性，並不是馬列主義帶來的，而是中國本土的道德基因。中國傳統社會講良心發現，當時許多體制內的人確實是良心發現，回歸了常識，使社會有了轉機。
村莊與中央
小崗是一個村莊，卻「影響」了中央，而深圳當時也不過一個村莊的規模，也是直通了中央，兩個村莊的變革，完全改變了中國大陸三四十年的政治與經濟版圖，可以說，中國大陸被兩個村莊牽引著回歸到人間正道。如果要說啟蒙，是村莊冒著生命的風險用常識啟蒙了中央，而非中央規劃了村莊。
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村莊本來就是在常識狀態下生產生活，村民們冒著坐牢殺頭的風險帶來了村莊與國家回歸常識，這一創舉最終變成了鄧小平利益集團的宏大政治敘事，成為他們的豐功偉績。
主流社會也無意去深入分析，正是中央用烏托邦的政策毀滅或碾壓了無數村莊，所以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
深圳是一個極端，無數的村民曾通過深圳逃港，而小崗是另一個極端，村民們擁有土地卻無法獲得溫飽。
自然村莊裡，各種力量形成自然平衡，並有親情與道德相維繫，反而是一種民主狀態，很少有人意識到，中南海作為一個微縮版的共同體，它也是一個村莊，但它不是自然村莊，而是各種社會力量集合而成的國家機器，它無論是叫朝廷還是叫中共中央，都是一個通過暴力而形成的共同體，誰掌控軍隊，就成為中南海村的村霸，當村霸有了烏托邦思想並付諸行動，整個中國所有的村莊就會失去常識與常態，而當中南海恢複了常識，社會就有休養生息的機遇期。
村莊的變局破不了專制的政局
由於小崗村的變革只是半改革，土地沒有回到農民手中，而中共的改革也沒有進入到政治領域，所以四十年之後，脫貧問題仍然是困擾中共的重大問題，中南海沒有真誠的還權於民，還地於民，是中國大陸一切致命問題的根源。
1978年安徽小崗村的分田包幹，對村民們來說是一種自然行為，回歸生產生活常識與常態而已，但對於中共的人民公社制度是一次違法行為，是「反革命」行為，因為中共的人民公社制度、土地集體所有制，農民集體勞動，是一次社會主義革命，是千古未有之大變革，把農民綁在一起勞動，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消滅土地私有制，從根子上解決社會貧富不均的難題。
上篇文章中，我將小崗村村民的分田與分田契約，視同一次偉大的光榮革命，它違反中共的法律，但卻和平的實現了歷史的轉型。但這一轉型，只是半轉型，田地是分包到戶了，田地的主權仍然屬於集體，而這與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完全一樣，是半改革半開放，經濟領域改革了，政治領域沒有改革與開放，實行的仍然是毛澤東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仍然是指導思想。
這為整個中國社會埋下的後患，其一是農民仍然會被固定在土地上，戶籍制與土地集體所有，使農民無法公民化，在城市打工，無法融入城市，孩子無法在城市上學，但中共政權無視巨大的不公，卻極其重視村民被固定在原籍，目的與二千年的秦朝一樣，編戶齊民，為了政權穩定。人口流動永遠是專制政權的忌憚，越不流動，越依賴土地，社會就越穩定。至於自由匱乏與商業經濟受阻，村莊貧困落後，留守兒童與留守婦女問題，當局全然無視。
延伸閱讀
從未終結的苦難》14 村莊信仰與民間善意
從未終結的苦難》15 村莊中的善意與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