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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官方對中國公民社會和異議力量的打壓和管控，是一層一層漸進且全面的。對NGO的打壓從「女權五姐妹」事件到對與NGO緊密合作的人權律師的圍剿，從對反歧視NGO員工的逮捕和對機構的消滅，到對勞動組織者的打擊，中國的NGO特別是針對政策和法律進行倡議的各類議題的NGO都遭遇了最直接的重創，也給其他NGO進行了一種殺雞儆猴的示範。在幾輪清洗之後，中國在2012年前後活躍的公民社會氛圍遭到了沉重的打擊。
2016年，全國人大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極大地限制了來自大陸之外的資金支持，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國內的NGO（特別是境外項目支持下的NGO）的活動內容和形式，導致了許多NGO和女權NGO在生存上都舉步維艱，許多NGO都在近年逐步消亡。而這樣的法律和限制也伴隨著在輿論上傳播的「境外勢力」的污名化同時進行，與境外的接觸都會被打上「境外勢力」的帽子，成為隨時隨地都可以被攻擊的、政治上具有重大過錯的理由，使得就算存活下來的NGO的合法性也成為巨大的問題。
除了直接打擊、控制資金和活動，NGO還遭受著在輿論上不斷被以各種理由和謠傳的理由攻擊（比如被認為與穆斯林話題有關成為「清真女權」，比如被謠傳為跨國賣淫皮條客），與此同時限制和審查、刪除運動組織者的言論，形成公眾辯論中的弱勢；NGO的日常運營也常常遭遇到騷擾和檢查，被約談等等；已註冊的NGO步步受限，未註冊的極難註冊，許多NGO也缺少一個公開合法的身份可以去開展活動。
女權活動面臨的困境
因為作為活動主體的NGO被限制和打壓，女權活動，無論是線上和線下都面臨著極大的開展難度。隨著中國輿論場遭遇的重大的污染，對公共議題討論空間的壓縮，對問責式行動的污名和消聲，中國的女權議題的討論雖然聲勢依然浩大，加入人數也越來越多，但是很大程度被限制在僅僅是情緒發洩和內外部相互攻擊上，更有建設性地倡議型活動雖然也有活動者組織，但有時會被限制音量，有時也會被攻擊。
線上活動最常見的限制首發是限制流量、刪帖、刪除關鍵詞、乃至封號，以及引導內部和外部的人群對活動和主動組織者進行污名和攻擊。而試圖進行大規模動員和進行政策和法律倡議的活動更容易被定位，精準打擊。常常活動的組織者或者引發話題的人也會在線下遭遇到騷擾和阻擾。
在線下，許多活動會在開始前甚至是活動現場遭遇到官方的阻撓和叫停，也以此震懾活動的參與者。像在2012年後比較具抗議性質和問責性、爭議性的像行為藝術這樣的動員方式也更加被敏感化，導致活動者只能放棄這樣的形式。對線下活動的監控更加緊密，所以很多活動常常被扼殺於襁褓之中。所以近年來，線下的女權活動數量較前幾年驟減。
女權活動組織者的困境
2015年的「 女權五姐妹」事件是目前為止最嚴重的（被拘禁）的打擊形式，雖然除此之外目前沒有其他拘捕女權行動者的例子，但是在那之後，對行動者的管控和騷擾會滲透在她們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
核心的女權活動者越來越頻繁地被警察約談，保證日常活動的即時監控，也對一些重大事件進行盤問和控制。女權活動者旁邊的家人、朋友、房東等可以起到關鍵制衡作用的群體也成為被騷擾的對象，通過間接騷擾與活動者相連接的利益相關者或者緊密的社交關係，達到讓行動者減少活動的效果，甚至企圖將其逼出這一事業，最基本的也極大地增加了活動者的活動成本。所以常常有被約談、被逼遷、被父母勸說、朋友間相互影響同被騷擾的情況出現。另外還會在活動者住所周圍裝置攝像頭來監控其進出活動和來往人員的情況，也會通過小區、社區等人員進行監控。
在頻繁地騷擾和監控下，許多原本在較大城市和公民社會氛圍較活躍的城市生活的活動者被迫搬離，使得相互協同合作的成本又逐漸增加，活動者們原本是可以即時互助、即時討論溝通的在一處的有機團體，但是被迫相互在空間上彼此分離，造成每個行動者的彼此孤立。
近幾年對於女權運動，中國政府進行了可謂是全方位的精確打壓，確保在裡面活躍的個人和組織都付出巨大的成本，減少活動產出和影響力。雖然如此，運動者和組織還是以各種方式來應對，在夾縫中尋找空間，在蟄伏中尋求時機，也因此會有中國Metoo運動這樣大規模的運動出現，也會有更多人加入到女權討論中和女權主義者的行列中，也使得女權運動可以成為現在中國為數不多還存在的社會力量。中國官方對於女權運動的控制和打壓會一直都在，而女權活動者對於運動的投入和堅持也都會在，所以今後的運動也必然是官方的管控和重壓與運動者努力反抗和尋求時機的相互博弈的漫漫抗爭之路。
延伸閱讀
中國青年女權運動第一個行動與第一炮（上）
中國社交網路上的女權運動生態
「女權五姐妹」事件：中國女權青年運動的轉捩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