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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大概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五日下午，也就是在劉蘇裏、陳小平離開龍港鎮返回北京的當天下午，我在老朋友Z君的接應下離開了龍港鎮，悄悄來到了約十公里之外的平陽縣昆陽鎮，居住在Z君的家中避難。
在劉蘇裏、陳小平決定返回北京的時候，我就已經作出了離開龍港鎮的决定，因為心裏非常清楚，在劉蘇裏、陳小平通過龍港鎮郵電所往北京打電話和發電報之後，龍港鎮已經不是安全之地。果然不出所料，在我離開龍港鎮之後不久，蒼南縣公安局人員就來到了我的龍港鎮住家進行搜查，並以傳喚的名義將我的哥哥帶到了龍港鎮公安派出所進行訊問，主要是查詢劉蘇裏、陳小平和我在龍港鎮停留期間的情況以及最新的去向。好在我哥哥確實不知道劉蘇裏、陳小平和我在北京民主運動期間的所作所為，也不知道劉蘇裏、陳小平是公安部門的重點追捕對象，只知道劉蘇裏、陳小平是我的同事和朋友，是被我帶到了龍港鎮家中的，因此，我哥哥在說明情況之後並沒有遭到拘捕。
我從小到大生活在平陽縣昆陽鎮，熟悉這裏的一草一木。昆陽鎮是平陽縣的縣城，八十年代前原名城關鎮。昆陽鎮歷史悠久，自西元二八三年以來一直是平陽縣治所在地。昆陽鎮面積不大，處在兩座大山之間，東面的山俗稱東門山，西面的山俗稱西門山（九凰山），全鎮只有東西走向和南北走向的兩條大街，兩條大街交匯的十字路口就是中心區域。昆陽鎮人口不多，一九八九年時的人口應該不會超過兩萬人。
老朋友Z君是我的高中同學，我們關係密切，高中時期幾乎每天上下學時都結伴同行，高中畢業後也一直保持著密切的來往。八十年代初Z君結婚的時候，我正在北京大學讀書無法參加他的婚禮，他還特意以旅行結婚的方式到了北京。Z君平時並不關心政治，但關心我這位老朋友的安危，在得知我的處境後毫不猶豫地伸出了援手。Z君的妻子和父母平時也不關心政治，但同樣的很關心我的安危，非常真誠地對我表示，非常歡迎我在他們家中避難，希望能夠安心地住下，不要有任何思想顧慮，就像在自己的家裏一樣。
Z君的住家是私有的一棟三層樓的透天厝，一樓有客廳、廚房、衛生間和一個臥室，二樓和三樓各有兩個臥室，三樓的後面有一個十五平方米左右的大陽臺。我被安排居住在三樓的一個臥室。由於我在昆陽鎮有太多的熟人，為了不暴露行蹤，只能足不出戶，三樓後面的大陽臺於是就成為我日常室外活動的唯一地方。
當時，中國大陸官方媒體鋪天蓋地都是通緝和抓捕「暴亂分子」與「動亂分子」的訊息，中共官方公佈了許多舉報電話，號召民眾舉報在逃的「暴亂分子」和「動亂分子」，嚴厲警告不得藏匿「暴亂分子」和「動亂分子」，聲稱舉報者有功受獎、藏匿者有罪受罰。在當時的恐怖氣氛下，我確實擔憂自己會牽連Z君和他的家人，給他們帶來嚴重的政治後果，因此曾經表示要離開，但遭到Z君和他家人的一致反對。Z君的父母對我明確而堅決地表示，這個時候我們絕對不可能讓你離開，你離開後如果被捕入獄，我們就沒臉在地方上見人了，我們無論如何必須留住你，幫助你，我們寧可讓我們的兒子與你一起被捕入獄。Z君父母的這一番話讓我十分感動，以至於至今記憶猶新。
我哥哥被蒼南縣公安局傳喚的消息，使得身在蒼南縣靈溪鎮的我母親知道了我的情況，很是為我擔心，開始四處打聽我的下落。我考慮再三，决定讓Z君將我的下落告訴住在昆陽鎮的我舅舅，我舅舅隨即悄悄來到Z君家中與我見面。我拜託舅舅告知我母親，我目前一切安好，不要為我擔憂。我不一定是被追捕的對象，現在只是暫時躲避追捕的風頭。我母親在得知我的下落後還是不放心，最終還是從靈溪鎮來到昆陽鎮，在Z君的家中與我見了一面。母親既沒有詢問我在北京學生運動期間做了些什麼事情，也沒有詢問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北京的鎮壓情況，只是關切我當下的處境，一再叮囑我要注意安全。
我在Z君家中居住了約一個月，出於安全考慮，被轉移到Z君哥哥的家中居住。Z君哥哥的家也在昆陽鎮，也是私有的一棟三層樓的透天厝，一樓有客廳、廚房和衛生間，後面有十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二樓和三樓各有一間臥室，我被安排居住在二樓。我雖然認識Z君的哥哥和嫂子，但並不十分熟悉。Z君的哥哥和嫂子非常歡迎我的到來，在生活上照顧得無微不至，就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Z君的哥哥考慮到我不能出門，生活無聊，還特意約了兩個可靠的朋友隔三差五地到家中陪我打麻將消磨時光。那時候中共官方將打麻將視為賭博行為，嚴令禁止，因此我們在打麻將時必須緊閉窗戶，拉上窗簾，洗牌的時候小心翼翼，避免發出過大的聲響。
在我避難期間，昆陽鎮的許多中學同學和好友也一直十分關心我的安危，四處打聽我的下落，希望能夠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Z君是我關係密切的好友，自然就成為中學同學和好友們打聽的主要對象。由於我考慮到Z君和家人的安危，事先已經叮囑Z君不要對任何人透露我的行蹤，因此Z君也只能對我的中學同學和好友們表示不知道我的下落。
一九八九年九月下旬，我作出了返回中國政法大學的決定，於是就離開了Z君哥哥的住家，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行程，從而也結束了在昆陽鎮為期三個多月的避難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