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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爭者進行政治迫害的檢控，隨著19年之後的層出不窮，大概一般人已經開始麻木得習以為常，尤其「營救理大」的相關暴動案陸續進入開審階段，一個個令人搖頭嘆息的刑期，彷彿暴動已是獲得關注的最低門檻。
2019年6月12日被警方開槍打中眼球的楊子俊老師，事隔三年，最近再被檢控「非法集結」罪，放在上述標準當然「普通」；不過，細看再細思，看似一條非法集結罪背後隱藏了足以令人窒息的信息，著實值得放大檢視。
反送中運動因612港警開槍走上不歸路
無論從任何角度而言，這個案件從一開始就備受關注，6月12日警方在金鐘的種種行為，將運動推向激化且無法回頭的局面，當中就包括了楊子俊老師中槍，向前方平射成為警員違反使用槍枝守則的最好證明。事後楊老師即使在大眾協助下，仍無法找出開槍的「真兇」，又是另一層的不公。
這次起訴最匪夷所思的，是警方當時明明以暴動罪拘捕楊子俊老師，但最後卻在證據不足下遲遲未起訴，最終楊老師已經成功「踢保」，本應意味案件到此為止。但事隔兩年多，同樣案件卻改以另一條罪名起訴，「一案兩審」的味道充斥，更像無論如何都要將異見者入罪的逼害。
若然我們細看「暴動」的定罪元素，會發現「非法集結」這一部分是不可或缺的，不少暴動案件都將非法集結視為交替控罪。而當6月12日的暴動案件有前例之下，當初未能以暴動罪起訴楊子俊老師，就變相證明控方甚至未能舉證楊老師觸犯非法集結罪。
一案兩審 司法成政治迫害工具
但這次起訴，在庭上的舉證中卻出現一份新證據，來自當初楊子俊老師就「速龍警員」未展示警員編號的司法覆核，因為該司法覆核的提出，亦需要楊老師證明自己當日在場。楊老師固然知道提出該為「大義」的司法覆核，變相為律政司提供他當日的在場證據，但律政司直接以此當作檢控證據，就顯然是極權下法治的醜惡，尤其在該司法覆核一審時政府敗訴下（政府正提出上訴)，極權報復的意思就昭然若揭。
更令人唏噓的是楊子俊老師的保釋條件。十萬元保釋金，不得離港，每星期三次到警署報到，放在十幾年前簡直匪夷所思。非法集結本來作為一條小罪，當然是「公安條例」下權力過大的產物，但以往即使起訴也只會罰款了事，重則社會服務令，更遑論十萬元的保釋金。如今一條非法集結罪竟然要交出護照，我們已經不斷重複看見法庭如何對示威案件心狠手辣，「阻嚇性」三字在判詞中重覆出現。實在想不到缺乏暴力元素的非法集結，何以能和阻嚇性扯上關係，但當大半年前救人（理大博士生）已可判囚一年（實數是一年半，認罪扣減三分一刑期），刑期上限不斷推陳出新的世風日下，縱使不願，也只能「拭目以待」。
作者》布寒野 前香港網媒編輯，飄洋來台後繼續心繫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