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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九月下旬，我直接從躲避地點平陽縣昆陽鎮啟程返回北京，行前沒有前往蒼南縣靈溪鎮與母親道別，主要是不想讓母親傷感，古人有云「相見時難別亦難」，只是交待老朋友Z君事後將我返回北京的消息告訴我的母親，並對我的母親說明我啟程之前已經與中國政法大學校方聯繫妥當，確定返回北京以後不會有被捕入獄的風險。
當年的中國大陸既沒有高速公路也沒有高速鐵路，只有普通公路和普通鐵路，而地處東南沿海的溫州地區又不通鐵路，從平陽縣昆陽鎮前往北京市需要耗費四十個小時左右，是一趟十分辛苦的旅程，先是要乘坐私人經營的長途汽車前往浙江省金華市，途經的公路雖然屬於國家級公路，被稱之為「104國道」，是溫州地區北上南下的主要通道，但許多路段處於丘陵地帶，時而繞山而上時而繞山而下，俗稱盤山公路，路況並不是很好，車子顛簸得厲害。途中經過飛雲江和甌江，在甌江大橋一九八四年九月通車和飛雲江大橋一九八九年一月通車之前，所有的汽車依靠輪渡過江，通常都需要等待幾個小時才能過江。
歷經了八個多小時之後，我乘坐的長途汽車抵達金華市，隨即趕到金華市火車站購買了當天前往北京市的火車票。金華市沒有首發北京市的火車班次，只有福建省福州市途經金華市直達北京市的火車班次，由於在金華市是中途上車因而沒有座位，我像往年一樣上車之後的首要事情就是一一詢問座位上的旅客在何處下車，與最早下車的旅客約定等候其座位。通常遇到有在江蘇省境內下車的旅客就十分幸運了，在以往的十多年間我曾經多次在十分擁擠的車廂中持續站立十多個小時，一直到了火車進入山東省境內才等到座位。即使有了座位還是挺辛苦的，當年的火車硬座是九十度直角的靠背，坐的時間久了就會腰酸背痛，此外也沒有活動腿腳的空間，車廂中擠滿了旅客，有時甚至連廁所都擠滿了旅客。
火車在經歷了三十多個小時之後終於抵達了北京，我隨著人流走出北京火車站，獨自在北京火車站廣場徘徊許久，望著不遠處持槍執勤巡邏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有著恍如隔世的感覺，心情十分沉重，親身經歷的波瀾壯闊的八九民運，以及殘酷而血腥的六四鎮壓，在腦海中一幕幕浮現。眼前的北京顯然已經不再是我所熟悉和喜愛的北京，空氣中似乎依然留存著一股血腥味。中國大陸的南方人喜愛北京的不多，而我是南方人中的異類，一九七七年高考時的三個入學志願填寫的都是北京大學，大學畢業後又選擇留在北京工作。我喜愛北京的主要原因是，這座經歷了元明清三個朝代數百年歷史的古都沉澱了深厚的文化底蘊。
我曾經考慮在抵達北京之後先悄悄去會見幾位可靠的朋友，通報自己目前的情況，做一些必要的交代，然後再回到中國政法大學安然等待不可預知的結局，但在北京火車站廣場徘徊許久之後，我最終決定直接回到中國政法大學，不去會見幾位可靠的朋友，主要是擔憂給這幾位可靠的朋友帶來政治麻煩。
中國政法大學的老校區位於北京市海澱區學院路41號，校區的規模不大，相較於北京其他高校顯得很小。因為大批校舍在文化大革命停課期間陸續被北京市的許多單位佔用了。學生的人數也不多，只有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以及一九八五級和一九八六級的本科生，一九八七級的本科生和一九八八級的本科生都在位於北京市昌平縣（現為北京市昌平區）的新校區。老校區只有一個學生食堂，沒有教職員工的食堂，像我這樣的單身教師一日三餐都是在學生食堂用餐，久而久之與學生們也就相熟了。此外，我在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中又是中國政法大學的領頭人之一，因而學生們幾乎無人不識。
我手提旅行袋從東大門走進中國政法大學校園，立即就引起了許多學生的注意，有的學生點頭示意，有的學生凝目注視，顯然這些學生都知道我的身份。在我穿越校區前往位於校區西部的小平房住處的過程中，不時有學生與我打招呼，有的學生說：「吳老師，您回來了。太好了！」有的學生詢問：「吳老師，您還好嗎？」在這個恐怖氣氛籠罩中國的特別時刻，學生們的關切很讓我感動。這些學生有的可能知道我是結束躲避生涯歸來，有的可能以為我剛剛從公安機關獲釋。一路行來，我注意到學生們的神情凝重，學校的氣氛顯得有些異常，沒有了往日的歡聲笑語。
當我來到小平房大院門口的時候，不免想起已被拘捕的好友陳小平、劉蘇裏，心中湧現了物是人非的感覺。小平房大院共有十九間並排的平房，居住著十九名青年教師，平時關係密切，政治觀念相同，基本上都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除了陳小平、劉蘇裏之外，還有費安玲、劉斌、張麗英、宣增義、許章潤、熊繼寧等人。
我的住處小平房六號正對著小平房大院的大門，很快就有小平房的青年教師發現我回來了，一聲招呼，劉斌、費安玲、許章潤、宣增義等人就陸續來到了我的住處，問候、詢問、寒暄，大家顯然都有劫後重逢的感覺，臉上的笑容無法掩蓋內心的沉痛。大家都有些擔憂我回校後的結局，我回應說：「既來之則安之，我已做好思想準備。」通過交談，我知道了學校氣氛異常的原因，在我躲避的這段時間，師生們經歷了一場大清查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