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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事件之後，中共當局隨即對所謂的非法組織負責人和骨幹成員，以及所謂的動亂分子和暴亂分子，展開了全國性的大追捕行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的一份內部資料透露，「據統計，截至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全國公安機關在平息反革命暴亂和制止社會動亂的鬥爭中，總共抓獲了各類人犯11013名。」公安部的這份內部資料註明「缺陝西省和西藏自治區的數字」，也就是說不包括山西省和西藏自治區的抓捕人數，此外，全國性的大追捕行動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後仍在進行，因此，在全國性大追捕行動中被抓捕的人數肯定超過11013人。
中國政法大學共有三名教師陳小平、劉蘇裏和萬新金在六四後的全國性大追捕行動中被捕，都是一九八六年夏天取得碩士學位以後到中國政法大學任教的青年教師。陳小平是法律系教師，北京大學法律系一九八六年碩士畢業生，劉蘇裏是政治系教師，中國政法大學政治系一九八六年碩士畢業生，倆人被捕的原因都因為是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主要成員。萬新金是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師，曲阜師範大學歷史系一九八六年碩士畢業生，被捕的原因是他領導成立了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並擔任主席職務。
萬新金是一個具有悲劇色彩的人物。他出生於山東省平度縣（現為平度市）農村，早年喪父，生活艱困。我與萬新金同時到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任職，又是同齡人，因而我們關係密切。萬新金性格有些木訥，生活極為簡樸，專業能力欠佳，我在各方面都盡可能關照他。一九八六年四月，我和陳小平帶領一九八六年碩士畢業的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教師為爭取住房而集體請願，四十多位青年教師中只有萬新金拒絕在聯名請願書上簽名，理由是他正在積極爭取加入中國共產黨，為轉型成為處級政工幹部創造條件，不想因為在聯名請願書上簽名而影響政治前途。萬新金的這個舉動讓我和陳小平感到意外和不解，也難免有些生氣。
萬新金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初期階段是一個旁觀者，沒有參加四月十七日下午和四月二十一日晚上中國政法大學師生的遊行示威。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北京高校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開始無限期絕食請願活動，北京各界逾百萬人士紛紛上街遊行予以聲援，出現了民主運動的高潮。萬新金在天安門廣場以幾名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為骨幹成立了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並自任為主席。六四屠殺事件後，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北京戒嚴部隊指揮部聯合公開發佈緊急通告，勒令包括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在內的「非法組織」負責人和骨幹成員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爭取從寬處理，否則將依法緝捕，從嚴懲處。萬新金遂在山東省平度縣向當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隨後被押解到北京關押審查。
在被關押一年多時間之後，萬新金被免於起訴而獲釋，幸運的是，沒有像陳小平、劉蘇裏那樣被開除教職，重新回到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當時，我已經藉著學校放寒假的機會回到溫州老家，正在尋找偷渡出國的管道，因而沒有見到獲釋後的萬新金。我在流亡美國後的漫長歲月中依然牽掛著萬新金，時常打聽他的情況。中國政法大學的朋友告訴我，萬新金獲釋回到學校後變得越來越自閉，精神似乎有些異常，無法勝任教學和研究工作，最終被學校列為編外人員，取消了工資等待遇，每個月僅發給基本生活費，後來協助來自平度縣老家的哥哥在北京開餐館也以失敗告終。萬新金最終在經濟上成為貧困戶，政治觀念也發生了變化，崇拜毛澤東，成為毛左分子。
據我所知，中國政法大學總共有六名學生在六四後的全國性大追捕行動中被捕，他們是政治系本科學生周勇軍、經濟法系本科學生王治新、法律系博士研究生李曙光、法律系碩士研究生龔自忠、政治系本科學生隋顯斌、政治系本科學生李陽。另有雙學士班學生張志清被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所發佈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通緝令，始終下落不明。
周勇軍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北高聯）的首任主席，先是因為擅自決定取消北高聯預定的四二七大遊行而被北高聯免去主席職務，後又因為在五月四日天安門廣場北京高校學生的集會上宣佈北京高校復課而被北高聯除名。後來周勇軍以「頑鐵」作為化名加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擔任宣傳部長的職務。六四屠殺事件後，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北京戒嚴部隊指揮部聯合發出了緊急通告，勒令包括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在內的「非法組織」負責人和骨幹成員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爭取從寬處理，否則將依法緝捕，從嚴懲處。周勇軍遂在第一時間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因而沒有被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所發佈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通緝令。一九九一年一月，周勇軍在被關押一年多時間之後被免於起訴而獲釋，但被中國政法大學開除了學籍。
王治新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首任秘書長，六四後被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所發佈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通緝令。一九九零年十二月，王治新在逃亡途中被捕，關押在北京的秦城監獄「收容審查」。一九九一年六月，王治新免於起訴而獲釋，但被中國政法大學開除了學籍。王治新是山西省介休縣人，父母家住山西省榆次市紡織工業學校，獲釋後被強行送回山西老家，長期沒有固定的工作，並一直被禁止出境。二零一九年，六四事件三十週年之際，王治新與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沙磊（John Sudworth）一起重返天安門廣場，並接受了專訪。這是王治新在六四事件三十年後第一次回到天安門廣場。王治新在接受專訪時表示，他知道在這個時刻接受外國媒體的專訪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但他覺得自己有責任挺身而出，為下一代民主的希望作見證。
我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前就認識王治新，因為我曾經作為臨時代課老師給他所在的班級學生講授過幾堂課的「古代經濟文章選讀」。王治新在擔任北高聯秘書長期間經常到青年教師集居的小平房，我見過他幾次，他主要是找陳小平，通報北高聯的情況，並徵求意見和建議。
李曙光和龔自忠的被捕與胡績偉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要求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的連署信有關。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在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北京戒嚴令的第二天，胡績偉、江平、秦川等二十四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連署提議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討論如何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解決社會危機，行使憲法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基本權利。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曹思源受胡績偉委託，負責徵集在北京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簽名連署，李曙光和龔自忠是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的兼職人員，因而參與了徵集簽名連署的活動。
我與龔自忠有過一面之緣。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龔自忠帶著劉剛來到小平房我的住所，劉剛告訴我，當天晚上，他邀請北京各高校的一些學生代表將在圓明園附近秘密聚會，商議建立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劉剛邀請我出席會議，並擔任北高聯的顧問。我婉言拒絕，主要原因是身為教師，直接介入學生組織不適宜。
李曙光和龔自忠在拘押審查數月之後獲釋，好在沒有被開除學籍。我聞訊後特地前往學生宿舍樓探望龔自忠，表達慰問之意。龔自忠本來就身材瘦小，一百六十公分左右的身高，在關押審查數月後更顯得瘦弱，不能不讓人心生同情。
隋顯斌和李陽是作為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的骨幹成員而被捕的，據說李陽曾擔任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秘書長。多年後隋顯斌告訴我，他雖然在天安門廣場接觸過萬新金，但沒有在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擔任過任何職務。隋顯斌和李陽在關押審查數月後獲釋，沒有被開除學籍。一得到隋顯斌和李陽獲釋的訊息，我就叫上費安玲一起到學生宿舍樓探望隋顯斌和李陽，表示慰問，隋顯斌堅毅的神態讓我記憶深刻。
在探望時我覺得隋顯斌面熟，就問他：「我們以前有過接觸嗎？」隋顯斌回答說：「吳老師，你以前時常來學生宿舍下圍棋，我們曾經下過幾盤圍棋。」隋顯斌和我都是圍棋愛好者，一九八九年年底，隋顯斌獲得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圍棋賽冠軍，我獲得中國政法大學教職員工圍棋賽冠軍。
隋顯斌在畢業分配時遭到刁難，後來考取了律師執照，改名隋牧青，在廣州市執業，曾經代理過包括著名政治犯郭飛雄在內的許多政治犯、良心犯的案子，成為著名的人權律師，因而長期受到當局的騷擾、監控，經常被傳訊、拘留、禁止旅行，最終於二零一八年二月被吊銷律師執照。
除了上述的六名學生，中國政法大學很可能還有其他被拘捕的學生，多年前我在搜集六四事件的資料時曾經發現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份資料中有這樣的一段記載：「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王強到北京市海澱區公安分局自首，交代了他用募捐來的錢購買廣播器材，在中國政法大學校內建立了廣播站，進行反革命宣傳活動。」
曾經擔任北高聯常委的張志清情況特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公開通緝的二十一位學生領袖中唯一一位至今下落不明、杳無音訊的學生領袖。一九八九年九月下旬，我剛剛回到中國政法大學後不久，一位張志清的同班同學告訴我，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在天安門廣場堅守了一夜的張志清回到中國政法大學，他讓張志清騎著自己的自行車離開了學校，從此就沒有了音訊。多年來，我通過各個管道打聽張志清的下落，但都沒有結果。微信中國政法大學校友群中有眾多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既沒有人在六四後接觸過張志清，也沒有人知道張志清的下落。王治新與張志清同在北高聯任職，又是山西老鄉，多年來也在打聽張志清的下落，但也沒有獲得張志清在六四後的任何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