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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中共公佈了一號文件《關於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從1982年以來，中共已經陸續發佈了25份一號文件，涉及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問題。這類文件背後反映了什麼制度問題？
中共這次文件重點強調糧食安全和三農問題。糧食安全可以從不同的數據來源比較分析，表明中國糧食自給率正處於進一步危機中。在過去20年中，中國糧食自給率一直下降，已從95%左右下降到目前的 65%左右，按這種趨勢推算，2025年至2030年期間， 中國食物自給率將降為57%。這次文件多次提及的三農問題，正像從2004年以來有關農業的官方文件一樣，顯示對這個問題的重視。但是，中共依賴頂層設計、文件治理是不可能解決它的制度所製造的三農問題。那麼三農問題根源是什麼？
1. 農業和農村作為工業化的工具，農民階層成為廉價工作力的來源
三農問題的表現是農業落後、農村苦和農民窮，這是中共建政以來發展模式所決定的。從1949年以來，中共將農業作為快速工業化的工具，將鄉村置於遠低於城市之下，通過土地政策和戶籍制度更多地束縛和奴役農民，排除農民享受與城市居民平等的社會福利。中共也通過和農業政策包括高比例地強征公糧（農業稅），強制農民低價出售其他農產品，限制農民自主生產，使農民處於極端貧困之中。此外，當局頻繁徵用農民勞動，只支付極低報償（折合工分），甚至完全不付報酬，差遣農民從事築壩、修路架橋、墾荒種地、興修水利、圍堵河壩、開礦下井。中共壓榨農村和農民作為發展模式，這是三農問題的緣由。
在毛澤東死後，農民仍食不果腹，一些農民開始打破中共的指令體制，自已決定生產方式。由於農民自己的努力，開始能夠吃上飽飯，同時也可以完成繳納中共強征的份額。中共權力鬥爭的贏者為籠絡民心，開始放鬆對農民生產自主性的控制。這是中共1982年至1986年出台農村政策文件的背景，以此維持農民有少量生產自主性帶來農業增長的模式，並標榜其政權的合法性。
但是，從1980年代中後期，中共繼續將農業作為貿易和工業現代化的輸血機器，同時維持徵收高比例的農業稅費，導致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增幅下降。1988年，在扣除物價上漲后，農民人均純收入比上一年降低了1.6%。這導致了農民無法依靠農業養活自己，大量農村人口只能到城市尋找工作。
在隨後的十幾年中，中共各級政府通過徵收稅款，進一步盤剝農民。農民也從零星反抗到大規模反抗，這使中共的維穩系統從六四後重點防範大學以及城鎮，開始向農村擴張。Sars爆發期間孫志剛被非法羈押致死後，民間廣泛討論農民工權利和農民問題，抗議對農民的殘酷剝削。新上任的中共領導人為修補其合法性，取消了農業稅。但是，對農民和農民工的制度性剝削和歧視並沒有改變。
2.農業作為延伸的產業鏈，更有效榨取農民和農民工創造的價值
1980年代中期後，中共將農業作為延伸的產業鏈，壟斷了與農業有關的農產品加工、農業服務、儲藏、流通、運輸、建築、生產資料生產和銷售、金融保險 ，同時以「農轉非」中的土地地租增值和土地資本化牟取利潤，這些利潤全部被中共各級機構及其裙帶的資本家搜刮，而上述產業鏈的利潤往往與侵佔農民土地有關，這是農民處境和生活長期無法獲得根本改善的主要原因。農民土地維權如太石村和烏坎村被鎮壓，農民維權人士如錢雲會被神秘死亡或被判刑。
中共一直將農村作為廉價工作力的主要「儲水池」，近年來零工經濟更成為有效壓榨農民工的方式。3億多農民工佔中共統治下勞動力的三分之一左右，他們以出賣體力和青春換取在城鎮停留的機會，但無法享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就業、住房、醫療 、教育、養老等方面的保障。農民工在無力出賣工作力和遭遇工傷時，被迫回到社會保障匱乏的農村。
農民收入從1978年到2017年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了15倍，但是教育和醫療費用上漲幾百倍到上千倍。現在農村人口更難以教育改變社會等級，生病也很難獲得有效救治。中共的發展模式導致造成了兩億多職業病患者，其中主要是農民工群體，85.7%的農民工職業病患者都在自己家中死去。
3.剝奪農民和農民工自組織是三農問題的根源
中共七十多年高污染高消耗的發展模式導致氣候劇變，水源緊張，高溫乾旱以及其他次生災害頻發，而中共為提高單產，大量使用化肥 ，造成了土壤退化，「房吃人的圈地運動」更造成耕地面積大幅下降，這些都影響了糧食生產增長，這也是三農問題日趨惡化的主要因素。
中共奪取政權依靠蠱惑農民，快速工業化榨取農民，所謂改革是搜刮農民創造的更多價值。中共對社會的統戰順序是工青婦，基本不將農民和農民工列入，主要原因是制度化已經使農民和農民工原子化，更有效榨取他們的勞動，這也是維持專制和特權的主要手段。
三農問題無法解決的根本制度原因是中共嚴厲鎮壓農民自組織，剝奪農民自已組織生產和選擇自己生活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