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上帝——東正教會與布爾什維克的鬥爭如何定義現代俄羅斯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1918年2月，俄羅斯東正教領袖、大牧首吉洪對信眾發表了上述講話。大牧首的這一控訴，是對當時席捲全俄羅斯的「反宗教」殺戮的強烈回應。這場殺戮，是由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政權所發起和領導。

吉洪大牧首的上述控訴，標誌著蘇維埃政權和俄羅斯東正教會之間長期衝突的開始。這一衝突直到今日，都在俄羅斯社會產生極大迴響。那便是：一個宗教信徒卻能夠真誠支持共產主義思想、並對蘇聯時代的生活充滿懷舊情愫——如此特立獨行的人貌似很矛盾，但在今日的俄羅斯卻稀鬆平常。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羅斯當代政治家根納季-裘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俄羅斯共產黨主席，他就是一個信奉耶穌基督的共產主義者。

沒有教堂和神甫的「世俗天堂」

共產革命的主要理論家們公開呈現了他們對宗教的鄙視。大家都對馬克思的經典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耳熟能詳。列寧也毫不介意用他自己語言來表達類似觀點，他曾說：「任何宗教觀念，任何關於上帝的觀念，任何與上帝的牽扯，都是難以形容的、危險的污穢，也是可恥的傳染病。」

1917年俄國共產革命後，伴隨著布爾什維克掌權，對教會的鎮壓立即開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約翰-科丘羅夫副主教（Archpriest Ioann Kochurov）便成為首個被處決的神甫，大量的教堂和修道院被沒收和佔據。1918年2月1日，即舊俄曆1月19日，紅色政權的武裝人員試圖佔領位於聖彼得堡的著名宗教場所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Alexander Nevsky Lavra）。俄羅斯歷史上的諸多名人例如音樂家柴可夫斯基（Pyotr Tchaikovsky）、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發現了物質能量守恆定律和提出物質分子-原子構成說的科學家羅蒙諾索夫（Mikhail Lomonosov），均長眠於此（譯者註）。布爾什維克武裝人員在神聖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殺害了彼得·斯基佩特羅夫神父（Petr Skipetrov），逮捕了韋尼阿明都主教（Metropolitan Veniamin）和修道院長普羅科菲主教（Bishop Prokopiy）。 

作為對布爾什維克政權此類行徑的回應，吉洪大牧首在其發表的一份聲明中稱這些共產革命者們是「狂徒」、「怪物」和「撒旦崇拜者」。這便有了本文開頭大牧首的那段強烈詛咒。大牧首宣佈對布爾什維克分子施以宗教上的絕罰（類似逐出教會、剝除教籍），並禁止教會與布爾什維克黨人共融。

大牧首的這一反應可以想見，但更壞的情況依舊接踵而至。宗教壓迫的行徑被打上了國家權力的烙印。在大牧首發表強烈聲明的第二天，布爾什維克政府便宣佈了「關於教會同國家分離和學校同教會分離的法令」。 

上述法令剝奪了教會的特權，並且讓國家走向世俗化。現如今，此類確立政教分離的法律，很難被認為是宗教迫害。但在共產革命的那個年代，這對俄羅斯卻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因為俄羅斯的絕大多數民眾是東正教徒，兩千多年來，教會就是國家權力的一部分，由最高宗教事務會議管理。民眾的婚姻也是在教堂進行登記，神甫們也是從國家那裡取得退休金。當「關於教會同國家分離和學校同教會分離的法令」宣佈「教會的一切財產屬於人民」的時候，實際上，等同於宣告教會的財產將被無神論的紅色政權所獲得。然而，這一切僅僅只是當年布爾什維克實施的宗教壓迫的冰山一角。 

紅色恐怖與教會

在吉洪大牧首1918年強烈譴責布爾什維克一年後，他又向蘇俄政府的所謂「人民委員會」發出了極富煽動性的訊息，在這當中，他以「殺戮」和「欺騙」的字眼來控訴蘇維埃政權。

不過整體上，吉洪大牧首保持了克制的態度。為了教會的利益，他以非政治的姿態向外喊話。他呼籲信眾們祈禱和悔改：「用你們信仰的力量，用你們在俄羅斯大地的悲鳴，去抵抗這些狂徒，如此則可以停止他們的行徑，並讓狂徒們知道，他們沒有資格或權利來奢談自己合乎俄羅斯的國家利益。」 

大牧首不止一次被軟禁在家中。第一次是1918年；第二次是1919年；最後一次是1922年。蘇維埃政權的國家安全部門試圖擊垮大牧首，讓他承認自己的「反政府罪行」。大牧首沒有認罪。但他仍然在1923年簽署了著名的「悔罪」聲明，並將這一聲明遞交給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法院。這份「悔罪」聲明中最為經典的一句話是：「從現在起，我不再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但大牧首呼籲和平、並且為試圖保全東正教會利益而做出的讓步，並沒有能夠對改善大牧首的處境有所幫助，他依舊不斷被逮捕、監控，並逃過數次暗殺。

1925年3月25日，吉洪大牧首在一所醫院病逝。直到他安息主懷前的最後一秒，蘇聯的國安部門都沒有讓大牧首獲得片刻安寧。為了教會，大牧首的一生在持續尋找一種與蘇維埃政權的妥協。同時代的人所引述大牧首的那句名言，最能說明大牧首的內心世界：「我的名字或許將從歷史中消失，不過希望這一切有利於教會。」 

但不論是大牧首嘗試與蘇維埃政權和解，還是他為教會的殉道，都沒有能夠停止布爾什維克的宗教迫害之舉。共產革命者們的著名口號「紅色恐怖萬歲」，撼動著俄羅斯東正教會。自1918年冬開始，那時大牧首吉洪還在世，蘇維埃政權便在沃羅涅日（Voronezh）、盧茨克（Lutsk）、哈爾科夫（Kharkov）等地向宗教遊行集會的民眾開槍射擊。從1918年到1923年間，28位主教，數以千計的神甫，過萬東正教信徒，遭到布爾什維克政權殺害。1918年2月到同年5月，687人因為盡力保護教會財產而遇害。

1918年在彼得格勒舉行的集會，口號是「資產階級及其走狗去死吧。 紅色恐怖萬歲！」 (© Wikimedia Commons)

如此暴力的行徑能夠蔓延，與兩個因素有關。一則是，蘇維埃政權將教會和信眾們視為「反革命」、「布爾什維主義的敵人」以及「保皇黨人」。其次，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家們透過宣傳，大力鼓吹針對教會的謀殺和搶劫，乃忠誠於革命的行為，合乎共產主義思想。

若不能毀滅它，就按政權的需要改變它

然而，在俄羅斯仍舊有大量的東正教信眾，數量遠遠多於忠誠的共產黨人。為了能夠迅速改變人民的信仰，布爾什維克政府選擇了另一種方式——創建一個忠於蘇維埃政權的新教會。

一些由亞歷山大-維文登斯基（Alexander Vvedenskiy）領導的神甫們，承認了蘇維埃政權並被允許建立起一個和傳統的俄羅斯東正教會相平行的新組織——「活的教會」或革新派教會。這個教會甚至與蘇聯法定的最高權力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及蘇維埃政權名義上的國家元首、著名共產黨人加里寧（Mikhail Kalinin）實現了會晤。這也促成了教會最高行政當局的建立。

「活的教會」成員們支持蘇維埃政權，認為這一政權是合法和公正的。這一新教會的堂區數目在逐漸增加，而傳統的東正教會堂區則被移交給這一新教會。以1925年為例，隸屬於「活的教會」的堂區共有9093個，這一數字約為全俄羅斯總堂區數字的三分之一。但蘇聯始終是一個無神論國家，紅色政權對這種「人造教會」的需求也是非常短命的。二戰結束時，「活的教會」便停止存在。

不過，關於「活的教會」這一由蘇維埃政權操控的東正教組織，不能不提及謝爾蓋大牧首（Patriarch Sergius），他是吉洪大牧首的接班人。在「活的教會」運作期間，謝爾蓋大牧首扮演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時至今日，俄羅斯東正教的眾多信眾都難以釋懷，他們控訴謝爾蓋大牧首建立了一個由蘇維埃政權控制的東正教會。1917年十月共產革命時，謝爾蓋大牧首當時還是弗拉基米爾（Vladimir）都主教。1921年，他被蘇維埃政權逮捕，並被送往Butyrskaya監獄。不過，他很快便被釋放，然後被流放到下諾夫哥羅德（Nizhny Novgorod）。在下諾夫哥羅德期間，他做出了一個歷史性的決定，他與另兩位都主教一道，承認蘇維埃政權控制的革新派教會，並視之為唯一合法的組織。這顯然是對傳統東正教會的犯罪，更何況謝爾蓋自己也不認同革新派教會（活的教會）的諸多宗教改革措施。

1922年，謝爾蓋改變了自己的想法，他宣佈完全脫離革新派教會，並在1923年為此公開懺悔。

吉洪大牧首主懷安息後，俄羅斯東正教的領袖位置一直空缺。大牧首的權柄一度由作為副手的總主教代行，不過很快便由作為都主教的謝爾蓋接替。1926年，謝爾蓋因為被指控與俄國海外移民有聯絡，遭蘇聯國家安全部門逮捕。不過六個月後，謝爾蓋成為俄羅斯東正教的最高臨時負責人，並簽署了一份名為「謝爾蓋都主教聲明」的著名文件。

在這份文件中，謝爾蓋譴責了移居海外的東正教神職人員，稱他們是「我們的外部敵人」。他同時表明，東正教會不反對蘇維埃政權。這是東正教會在革命後首次承認了蘇維埃政府的存在與合法性，但謝爾蓋的這一舉動也在信眾中造成了爭議。

致命的1937年

在1930年代，俄羅斯東正教會與蘇聯當局之間的對話，在謹慎中進行著，但這並沒有停止紅色政權對宗教的壓迫。在那段歲月中，教會明顯衰落了，堂區和神甫數量大幅減少，一個蘇聯公民只能秘密地獲得宗教方面的教育。而反宗教的宣傳則透過文學、報章傳媒、影像及教育等方式不斷強化。蘇聯公民被引導要蔑視宗教，到1931年，蘇聯官方發起成立的反宗教組織——戰鬥無神論者同盟（Union of Militant Atheists），其成員數量已經超過500萬。教會雖然遭受了災難性的打擊，但大多數的俄羅斯人依舊堅持他們的宗教信仰。

1937年，一項由蘇聯官方進行的人口普查帶來的結果，令蘇聯領導人感到震驚和沮喪。那就是，儘管存在官方大規模的反宗教宣傳，且宣稱自己有宗教信仰會帶來人身安全的風險，但依然有56.7%的蘇聯公民認為自己具有宗教信仰。這引發了蘇聯當局對宗教的新一輪壓迫。

1937到1938年間，蘇聯共產黨政治局批准了一項計劃，該計劃旨在為死刑處決設定名額。而神甫、神職人員則被貼上「反蘇維埃分子」的標籤而受到影響。

1937年8月到11月間，31359人因為「教會及宗派」因素被逮捕，他們之中有166人是都主教、主教，19904人是普通信眾。大約13671人被判處死刑，其中有81名主教、4629名神甫以及7004名教區普通民眾。

在沙皇俄國時代，東正教堂的數量大概為78000多座。到二戰爆發時，根據各方統計，教堂數量已經減少到僅有數百座，約在120到400之間；神甫的人數約5700餘人，減少了大約20倍。

最終，蘇聯與納粹德國之間戰爭的爆發，令官方的宗教壓迫得以停止。

戰爭與教會的生存權

德國法西斯入侵蘇聯後，東正教會和蘇聯政府團結一致，抵抗侵略者。謝爾蓋大牧首在戰爭爆發的第一天就對俄羅斯人民發表談話指出：
「對俄羅斯人民而言，這已非第一次試煉，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終將戰勝法西斯侵略者。」

謝爾蓋大牧首的這番談話，比蘇聯領袖史達林的全國講話還要早了12天。教會組織了祈禱服務，並為蘇聯紅軍募款。信徒們募集了800萬盧布，以此創立了一個以俄羅斯古代聖人德米特里·頓斯科伊（Dmitry Donskoy，莫斯科大公國大公）為名的坦克縱隊。在戰爭期間，教會為前線募集了2億盧布的資金。

1943年，史達林在克里姆林宮接見了俄羅斯東正教會的三位都主教。教會的教區制度在蘇聯時代被正式恢復。也是在這一時期，繼吉洪大牧首之後，一位新的東正教領袖被任命，他就是謝爾蓋大牧首。此前，他雖然事實上管理俄羅斯東正教會，卻未獲得牧首的名號。與此同時，蘇共當局也認可了東正教的宗教會議和主教團，開放了眾多教堂和修道院，並將大量神甫從集中營和流放地釋放出來，恢復了他們的自由。 

如本文開頭所言，1918年初，紅色政權的軍隊闖入了以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大公名字命名的修道院，逮捕和殺戮了其中的神職人員，拉開了蘇俄政權壓迫東正教的序幕。但伴隨與納粹德國戰爭的來臨，亞歷山大-涅夫斯基這位俄羅斯歷史上著名的神聖戰士，反而成為了蘇聯戰爭時期文宣的重要內容。他的畫像被印製在諸多海報上，當局還拍攝了一部關於他的電影。在蘇聯空軍的一場分列式中，聖母像被放置在飛機中，伴隨這一空中洪流飛躍了莫斯科和克里姆林宮上空。

迫害再臨

蘇德戰爭勝利後，史達林對東正教會依舊待之以和平的政策。他甚至想成立一個促進世界基督教共融的機構，並將莫斯科變成全世界東正教的中心。

但是，這種想促進基督宗教共融的機構並沒有出現，史達林對宗教的興趣迅速減退。從1948年起直到史達林過世，東正教會又回到了被關閉、鎮壓的狀態。在1948年，3296人因為參與宗教活動被逮捕；這個數字在1949年和1950年翻了一倍，來到了6000餘人。此時的宗教迫害雖然不若1937年殘忍，但再一次沉重打擊了尚未復甦的東正教會。

史達林死後，東正教會獲得了擺脫官方監控的機會。眾多堂區獲得當局的許可，得以重新註冊，它們也不再面對宗教壓迫。然而，這樣的情形並沒有持續很久。

史達林的繼任者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又開始推行壓制東正教會的政策。他實施了被形容為「赫魯雪夫教會管理改革」的反宗教措施。信徒們雖然在赫魯雪夫時代，不再如1920年代那樣遭受處決和酷刑對待，但赫魯雪夫的政策主要是採取監禁和關閉教堂等措施。赫魯雪夫曾多次親自闡述對自己推動的上述宗教壓制措施的目標。1961年，他公開聲稱：

「我可以向大家保證，我們的電視熒幕上將會出現最後一位神甫。」

赫魯雪夫推行上述措施的1950年代，恰逢處理俄羅斯東正教事務的紅色政權官方機構宗教事務委員會正遭受清洗，委員會的主席被停職；隨後，諸多積極推行魯雪雪夫當局壓制東正教新措施的共產黨員，加入了這一委員會。

謝爾蓋大牧首的繼承人——阿歷克謝一世（Alexy I）於1958年早間會晤這批宗教事務委員會的新成員後，曾表示：「委員會的新成員們與東正教會共處，可能非常困難，因為這些人對反宗教的思想舉止非常熱衷。」

1961年，在蘇聯當局宗教事務委員會的壓力下，俄羅斯東正教神聖大主教會議通過了一項正式決議，決議禁止所有神甫管理堂區的經濟事務和活動；相反，神甫們將由教會會議來管理，但教會會議中的諸多成員卻根本不是東正教信徒。尼康總主教（Archbishop Nikon）在回憶這段往事時說：「神職人員成為了那些隨心所欲的老人們的下屬；神職人員被禁止參與教會會議的選舉；一個無神論分子可以決定教區的命運，但神甫們卻不能。」

蘇聯政府實施了一切國家級的行動來壓迫東正教會：修道院、修女院、教堂和神學院被關閉。1947年開辦的八所神學院中，只有三所在赫魯雪夫的迫害政策下，仍然開放。當局拒絕登記新教區，並關閉了現有教區。蘇聯的諸多大城市，諾夫哥羅德（Novgorod）、奧廖爾（Orel）、里加（Riga）和基希涅夫（Chisinau）的主要大教堂被關閉。在首都莫斯科、聖彼德堡和克拉斯諾亞爾斯克（Krasnoyarsk），具有歷史價值和意義的教堂被摧毀。

反對教會的鬥爭，更伴隨著積極的反宗教宣傳。媒體定期發表文章批評教會，如此循環往復的宣傳行動，逐漸增加。東正教的信徒們則被正式貼上「蒙昧主義者」和「狂熱分子」的標籤。

赫魯雪夫還試圖利用蘇聯官方的宇宙太空計畫來宣傳他的反教會運動。他在1961年的一次演講中，援引了人類歷史上首位進入宇宙的人、蘇聯宇航員尤裡·加加林（Yury Gagarin）的名言：「我飛到了太空，但沒有看到任何神。」但諷刺的是，據說加加林本人是一位信徒，在家中保存著東正教的聖像。

最著名的太空無神論者是戈爾曼·季托夫(Gherman Titov)。在加加林飛入太空四個月後，他也進入了宇宙。1962年，他告訴一位美國觀眾，他在太空中沒有見過上帝或天使。這番話被蘇聯當局製作成海報——上面寫著「沒有上帝！」（譯者註：俄語為Бога нет！）並以此來紀念他。

赫魯雪夫之後的教會

1964年，赫魯雪夫被迫辭職，蘇聯解體前，教會最後的艱苦歲月終於結束了。對蘇聯這個紅色帝國來說，接下來的20年在歷史上被稱為「停滯時代」（era of stagnation）。蘇聯人民也不再相信「無神論的光明未來」。

然而，儘管速度較慢，但堂區的數量仍在下降。任何公開的宗教活動都被禁止，洗禮和教堂婚禮都是秘密進行的，人們可能會因為僅僅去教堂而失去工作。

這樣幾起刑事起訴的案例，是這一時期的寫照。例如，數學教師B. Talantov因發起反對關閉基洛夫地區一所教堂的簽名請願而被監禁，最後死於獄中。電影藝術學院的一名前學生，被控以「反蘇維埃宣傳」，遭判處五年流放，真正原因是，他被發現主持宗教和哲學研討會，並傳播基督宗教書籍。

但這一時期，教會也取得了一些發展。1981年，莫斯科教區的出版部門從一個小修道院搬到了一座專門建造的建築。莫斯科宗主教公署的期刊顯示，1978年之後，晉鐸的數量顯著增加。這意味著進入教會神職變得更加容易。持不同政見的宗教界人士也在此時異軍突起，出現了具有超凡魅力的傳教士，如著名的傳教士亞歷山大·曼（Alexander Men，譯者註：他主張不同派別的基督宗教走向合一、擅長利用大眾媒體傳播福音、在哲學和思想史方面頗有造詣，深受當時蘇聯民眾的歡迎；但他在1990年蘇聯解體前夕遇刺身亡，兇徒身分迄今未明）。

在蘇聯的最後歲月中

在戈巴契夫上台並發起「改革」（Perestroika）之後，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在蘇聯的最後幾年中，獲得了發展。當時的蘇聯正朝民主社會邁進，而建立這樣的新社會需要改進法制，並尊重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其中包括信奉宗教的權利和言論自由。

然而，東正教會直到1987年才開始從蘇聯的民主化浪潮中得益。教會終於能够走出陰影，恢復教育和精神層面的信仰活動。教區登記也重新開始，宗教文獻的傳播也不再被視為刑事犯罪。那一年，蘇聯官方開始赦免持不同政見者和因宗教活動而被監禁、流放、定罪的神職人員。

1988年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羅斯受洗千年」（譯者註：公元988年，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的共同祖先基輔羅斯大公國大公 Volodymyr I Sviatoslavych令羅斯人接受基督宗教洗禮，自此羅斯人成為基督宗教世界一部分，融入歐洲）。在此之際，戈巴契夫在記者的簇擁下，於克里姆林宮會見了俄羅斯東正教大牧首皮緬（Patriarch Pimen）。戈巴契夫將羅斯受洗稱為「俄羅斯民族歷史、文化和國家地位在過去數百年發展進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這一時刻被認為是俄羅斯東正教與蘇聯之間長期衝突的句號。短短數年後，蘇聯永遠消失了。留下的，是新生的俄羅斯，來應付依舊存在的「好戰」無神論份子，以及一個隨時準備與新俄羅斯政權妥協的俄羅斯東正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