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六四鎮壓已經34年了，常見的問題是為什麼一個出動20多萬野戰軍、使用重型致命武器的專制政權，在血腥鎮壓了數百萬手無寸鐵要求民主的和平示威者之後，這個政權不僅沒有倒臺，反而演變成最有影響力、不斷擴張的世界霸權？
如果從1989年運動中兩個流行口號「政治民主、經濟自由」和 「不自由毋寧死」入手，可以幫助瞭解六四後中共如何使用權力壓制與利益分化社會內部反抗，遮罩、轉換和利用1989年運動口號，肢解民間反抗的主體性。從這個角度觀察中共政權與全球資本主義的關係，可以進一步反省1980年代社會思潮以及1989年運動中流行口號的局限性。
1、政治經濟不可分
就「政治民主、經濟自由」而言，這個口號為什麼不是「政治自由、經濟民主」，難道政治上不應該自由，經濟上不需要民主嗎？涉及到政治自由或權利，民間針對官方在1987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抵制，在爭取政治自由和民主包括言論、結社和集會自由，直選和普選領導人議題上，1989 年許多參與者沒有分歧，但是對經濟民主缺乏共識。
雖然在1989年運動中的有幾份傳單主張民主不僅應該包括政治民主而且也包括經濟民主，但是從參與者和媒體對1989年運動的歷年回顧和報導來看，很少提及經濟民主。因此，重訪1989年運動，值得注意對經濟民主的論述。
1989年運動中從4月下旬到5月下旬工人包括北京工自聯的傳單指出：人民生活水平持續下降以及不受控制的長期通貨膨脹是由於獨裁官僚和統治者發行大量的債券如國債等造成的，他們強迫工人購買，這是剝奪工人收入的方式。這與北大、清華和人大傳單〈告全民書―論民主〉、〈民主意味著什麼〉和《民主說》主張民主不僅包括政治民主而且也包括經濟民主，強調了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不可分割的觀點相輔相成。
經濟民主是指在工作場勞動者直接參與控制生產資料。這些傳單指出經濟民主強調為防止管理者、官僚機制和領導人侵佔生產資料，造成權力者尋租，工人和其他被壓迫和剝削階級只有奪回被官僚和獨裁政權控制經濟的決策權、經營權和行銷權等，才能維護自己的權益。同時，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利潤，應歸勞動者所有，而不是由領導控制和侵吞。此外，經濟民主需要建立公正、透明的經濟制度，經濟政策由全體勞動者和公民參與討論和制定，而不是權力者或統治者借制定經濟政策，公飽私囊、投機和揮霍公共儲蓄和開支，然後轉嫁這些損失，由全體勞動者承擔損失。
1989年運動期間對經濟民主的辨析也揭示了中共控制生產資料和分配方式的基本特徵，中共不是它宣稱的 「公有制」和「按勞分配」，而是官有制和按權力和（社會）等級分配。 中共聲稱的「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經濟」，迴避了它壟斷生產資料和榨取利潤的問題。如果以經濟民主思考1980年代之後全球經濟的基本趨勢，中共出讓部分市場份額，以呼應撒切爾、雷根「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自由」，拉攏了缺乏經濟民主世界體系中處於權勢地位的財團和政客，瓜分和剝削勞工創造的價值; 中共也藉此吸納新技術和投資，儲備資金和更新技術，進行未來的擴張。從這種模式而言，中共模式構成了當下的全球政治經濟體系。
2、移情於統治者的犬儒生存
在1989年中另一句流行口號是不自由毋寧死，這句口號源於give me liberty or death，中文翻譯省略了英文中的give me ，譯文更強調個人的主動選擇。六四後，一部分人將這句流行口號轉化為「不給我自由就給我錢」（give me liberty or money），或者「有錢就有自由」。這種轉換成為希望發財人士的座右銘，對這部分人而言，自由等同於金錢，自由僅是發財的自由或經濟自由。使用這種話術，宣稱有了這種「自由」，就可以自然獲得政治自由，而無視正在犧牲的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人權。不過，聲稱這種經濟自由者不過是主張權勢者和資本家剝削和壓迫的自由，但對被壓迫和被剝削者而言，沒有任何基本人權和自由。
「不給我自由就給我錢」吸引了一些1989年參與者，他們快速轉化為競逐於「市場經濟」的「弄潮兒」，實際是在中共官方默許下，與國際資本一道共同參與對公共資產和勞動者的掠奪。這些人為自己行為狡辯，聲稱自己首先成為百萬（億萬）富翁，數千個這種富翁就可以改變制度。不過這種改變僅是他們個人處境的改變，是現代版的「跳龍門」，加入權貴陣營，成為壓迫和剝削勞工階層的權貴階層一員，這種獨裁制度是向更專制，對底層更多重壓迫和剝削的方向改變。
六四後，中共在不同階段吸納了那些曾在文化、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所謂異議而實際是「殺人放火待招安」的人士，與國際精英建立網路，共同營造了夢幻世界，麻痹被壓迫階層自主反抗的意志。
3、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不可分
在六四鎮壓後，政治經濟不可分離並都需要民主的論述被邊緣化或遮罩，而中共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名加快化公為私，以私產入憲和《物權法》再次製造社會分層，西方財團、政客和智囊更加配合中共對底層的掠奪。這種模式塑造了中國和其他後發展地區作為世界工廠，這些地區成為全球權勢階層牟取高額利潤的主要場所。代議民主政府對中共六四鎮壓口頭的譴責，而實際上對中共體制高效壓制民間抗議、牟取高額利潤的青睞，使這些國家的資本和工廠大量轉入中國或與中共體制類似的地區，而代議民主國家失業率上升，勞工保護下降，示威權利受到更多限制，甚至被壓制。
與中共有裙帶關係以及代議制中權錢交易的權勢階層，牟取了更多的財富，成為先富或更富的人，代議制中的資源也更集中在權勢階層手中，階級之间流動更加固化。以「經濟自由」和「市場經濟」為口號，中共和代議制中權勢階層在政治、經濟、學術和媒體沆瀣一氣，通過對密友資本的運作以及產業鏈中的利益分贓，從而鞏固並強化了全球資本主義與威權制度的結合。近三十年來，金融投機牟取高額利潤的持續，週期性的金融危機，全球精英階層制定了損害公共利益的政策，將危機造成的損失轉嫁於全體勞動者，全球貧富差距持續加大。
實現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這是專制制度轉型的必要途徑，也關係到缺乏經濟民主代議制的存亡。六四後三十多年，專制擴張，民主衰微，更凸顯了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