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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以來，七位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林武雲、朱玉仙、金貞玉、馮友祥、王慧蓉、張樹森和王廣明去世。王慧蓉去年底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天安門母親群體大部分成員也都在此期間被新冠病毒感染。這提醒我們六四屠殺不是歷史，而是持續的存在。 中國當局在新冠疫情期間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專制政權，草菅人命，這與六四屠殺以及之後的鎮壓相仿。因此，深入瞭解1989年民運和六四屠殺是當代人須正視的現實。 天安門母親群體30多年來持續的尋訪和記錄，使我們每年認識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都有新的視角。
1.六四死難者和失蹤者
經過30多年的艱難努力，天安門母親共找到202位六四死難者，但這遠不是所有的六四死難者和失蹤者。北京大屠殺後，許多失蹤者家人和朋友找遍北京醫院和目擊者，但是仍未發現受難者的相關情況。林武雲的兒子林濤就是一位「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失蹤者，類似林濤這樣的失蹤者還有不少。六四死難者名單記錄了這類失蹤者包括河北師範大學學生劉強，北京聯合大學自動化工程學院圖書館管理員李長生，故宮古建工程隊工人鄭春富，北京某大學85級學生胡星雲。六四失蹤者還包括被民眾送到醫院的無名屍。一些受害者在6月3日至7日在街頭中彈，戒嚴部隊不准現場民眾救治或送往醫院，在許多時候戒嚴部隊封鎖現場，民眾無法接近受害者，這些受害者往往不知所蹤，姓名也不知道。
天安門母親記錄的北京大屠殺現場，許多受傷者及時搶救還有生還希望，如去年去世王廣明的兒子王建平在六三夜受傷後被送到北京急救中心，但由於中共當局下令不准治療平民，王建平逝於不准救治。在六三六四屠殺中，不少受害者情況於此相似，如北京玻璃四廠職員宋寶生、北京月壇中學高中生王楠。
在六四屠殺後，中共聲稱在清場中天安門廣場內沒有一個人死亡，但是去年去世的張樹森的兒子陳來順就是其中一位。在天安門廣場內至少有六位有姓名的死難者，包括陳來順、程仁興，戴金平，李浩成，王楠、黃新華。
2. 八九民運的參與者
1989年民運是多階層參與的運動，參與者不僅有學生，而且有工人以及各行各業的人士。去年以來七位去世難屬在北京屠殺中失去的親人，有學生、貨運司機、演奏員、在 公司工作的復員軍人、公司職員、幹部休養所工作人員、醫生。1989年民運參與者和天安門母親記錄六四死難者，有不少都是女性，如去年去世的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馮友祥的妻子劉錦華和朱玉仙的女兒王衛萍。6月3日晚，女醫生王衛萍在死傷者最多地點木樨地急救傷員，子彈從身邊飛過，但她毫不畏懼，繼續搶救受傷者，在包紮一位傷員時被子彈擊中了頸部，送醫院後不久去世。
根據天安門母親記錄的死難者，因在現場救治傷員而被殺害的人士至少還包括下面四位：全國總工會司機趙德江，在六四淩晨救護一名被擊中的老人，被戒嚴部隊擊中頭部死亡，這名老者也死亡；體育報社工作人員楊燕聲在正義路口搶救傷員時腹部中彈，被送往醫院後身亡；地質部鑽探工具廠工人劉鳳根，在西單一帶搶救傷員身中三彈死亡；北京農業機械工程學院計算站職工（復轉軍人）曹振平，在西單搶救女記者時背部中彈，腹部被炸爛，送醫院後死亡。
在天安門母親尋訪的死難者中，有朝鮮族、壯族、土家族人士。去年去世的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金貞玉，她和丈夫朴長奎都是朝鮮族。朴長奎是中央民族歌舞團演奏員，六三午夜，朴長奎在復興門與西單之間路邊被戒嚴部隊的子彈擊中，左腦後部中彈遇難。在六四屠殺中死難者還包括北京醫科大學壯族學生賴筆，中央民族學院土家族學生陳永廷。在八九民運中，有朝鮮族、土家族、壯族、藏族、拉祜族、維吾爾族、蒙古族、回族等少數族裔人士參加了和平抗議。還有長期申請作為獨立民族但一直不被官方認可的少數民族裔人士也參加了和平示威，如雲南苦聰人。
1989年北京戒嚴和鎮壓之前2個多月的拉薩戒嚴和鎮壓，中共軍隊殺害了至少幾十名和平示威的藏人，數千人被監禁。這是中共同年六月在北京和成都鎮壓和平抗議的開端。六四後，中共不斷強化維穩體系，將不同地區的抗議「扼殺在萌芽中 」，以「隔離管控」、「宣傳引導」為主要模式，鎮壓異議、遮罩和扭曲真相，維持獨裁政體。
3.記憶與反抗
八九民運是由多個社會階層、眾多族裔參與的社會運動，共同爭取自由、民主和平等。這場運動也是中共建政以來到目前為止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民間抵抗，運動中自由、民主和平等的討論和論述，許多參與者身體力行，不少參與者為此犧牲了生命和自由，這些都是民間記憶和反抗的重要資源。六四後，不同代際包括民運、維權、勞工和女權人士繼續爭取自由、民主和平等，不少人仍在坐牢。
中共對這場運動殘酷鎮壓也反襯了其政權體制的特徵，壓制、審查、歪曲對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真相的記錄，這表明這個政權對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和平等以及相關民間記錄和公共記憶的恐懼，這也是我們每年重訪和紀念八九民運，緬懷六四死難者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