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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歲月靜好到良心犯家屬
向莉：羅勝春女士，您好！您是我採訪的第一位中國人權律師的妻子。請您談一談您之前在中國的生活和一些觀念的變化，您從什麼時候開始走上異議者道路的？
羅勝春：1986年我在大連理工大學讀的本科，1990年到1993年在北航讀的碩士研究生，畢業以後在北京304研究所工作，我的生活一直都比較順。因為我爸爸曾經受過十多年的迫害，媽媽從小就教育我要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所以我從小學到中學都是特別聽話的好孩子，從來不要家長督促，學習成績特別好，總是班上第一第二名，然後順利考上大學和碩士研究生。在大學期間，我關注過1989年的天安門學生運動，但在學運被鎮壓以後，覺得政治運動都是這樣的，更加深了我媽媽說的「不要管政治」的概念。我本來很喜歡文科，很喜歡寫作、文學、古詩詞這些東西，但從高中開始我在學習理工科，大學本來是想學心理學的，陰差陽錯被招到理工大學去學渦輪機。但不管怎麼樣，學了工程之後也覺得很有意思。1989年本來以為可以去考社會科學的研究生，但因為89學運對我們的影響就是不許考研究生，只許推薦，轉專業又特別難，所以我就去北航學了工程力學，畢業以後在航空部的研究所工作，做的是理工科方面的研究，跟我媽說的那樣，過那種歲月靜好的日子。一直到2013年，丁家喜突然被他們帶走，我的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突然間有一種「我不去關心政治，政治會來找我」的感覺。這一切發生的時候，我當時第一個想法就是要去看守所靜坐。
羅勝春：一開始以為，我還可以見到家喜，但是後來律師告訴我說：「人被帶走了，就不容易見到他了，你就得等關到監獄以後才能見到他。」我當時不明白為什麼要抓他，我覺得丁家喜是不可能違反任何法律。因為我之前他跟我講過，他在做一些公民運動的事。當時我認為這些都是很好的事，我都很支持。所以我覺得如果是因為這些抓他，我頭一個想法就是要去在看守所抗議，但這個時候家喜託付的兩個律師朋友就來找我說：「你不能去。」我問：「為什麼？」他們說：「你聽說過劉霞和劉曉波的故事嗎？」我很驚訝的說，我只聽說過劉曉波這個名字，但是我不知道劉霞的故事。然後律師就跟我講劉霞因為愛劉曉波，被軟禁在家等各種各樣的事。這時候我才開始比較慎重的考慮我應該怎麼做。當時實際上家喜被抓的時候，我已經拿到了簽證，準備到美國工作幾年。家喜曾經勸我說：「你帶著孩子到美國去，這樣子你們更安全。」我跟他討論過這個事，我說：「這有什麼安全不安全的問題，無論如何一家人需要在一起。」我很反對和他分開，因為2000年時我離開他三年多，到美國來讀書，拿到學位回去之後，我發現我們的婚姻出現了很大裂痕。兩個人幾年不在一起很難溝通，生活習慣上有很多的不和諧的地方，對社會、工作、家庭、婚姻的看法也不一樣了，磨合了很長時間才恢複。所以這一次他要我再出來，我就很不願意，我說：「一家人必須在一起！」他就跟我說：「我會陪你到美國去，等你安頓下來，我會經常去看你們，不會再像以前了。」他說服我拿了一個簽證。這個律師朋友告訴我：「你不要成為人質，不要搞得丁家喜那邊很難跟國保交涉」。我覺得他們說的很有道理，就帶著孩子來美國了。
1997年10月1日，羅勝春、丁家喜和大女兒在北京天安門廣場。
流亡美國，成長為人權捍衛者
羅勝春：到美國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去解了丁家喜他們所做的事情。我發現他們做的這些事我都很贊成，所以我覺得是這個國家政權出了問題。我就注冊了推特和微信，然後我看到很多中國的資訊，然後瞭解到很多中國的真相，我覺得我必須為家喜他們發聲。但因為我當時剛來美國工作壓力特別大，沒有那麼多的時間，所以我以關注為主，還寫了幾篇文章投稿到中國人權的雜誌上。另外我是把律師發給我的會見家喜的音頻和照片公佈到網上，學習各種抗議方式。很快我就知道中共在胡作非為，我跟我家人就很快就有了分歧，我跟他們說：「我跟中共不共戴天！他們動不動就把我老公這樣的義人抓起來，就是不公義的，我必須反抗他們！」
向莉：您到美國之後，生活和工作的情況跟在中國有什麼不同？您怎樣來適應這種不同的？
羅勝春：美國的生活方式的確是很不一樣。首先，美國的工作方式很講究章法，很尊重大家的休息時間，你自己作為經理，可以加班加點，但是你的團隊在八小時工作時間之外，就不能要別人加班。所以我們的項目不管有多麼緊迫，都很尊重人的休息時間。其次，在生活中大家都很友好，互相關心。我到了美國之後，有半年時間我比較抑鬱、很憂傷，不怎麼跟別人交往。還有就是覺得丁家喜的事情跟別人講，很難講清楚，所以我就一般不跟別人講我的事。我是一個在婚姻觀念上很傳統的女性，很不願意告訴別人我是一個單親媽媽帶著兩個孩子，不願意被別人看作我是被離婚了或者是怎麼樣，我又不好意思去講我老公的故事，所以不願意跟別人交往。但美國的朋友喜歡拉著我一塊參加聚會。然後是帶孩子也不一樣，孩子有很多課餘活動，我每天下了班就送孩子們到各個活動場所去參加各種各樣的課外活動，非常忙。曾經有半年，我不太容易進入美國人的生活，一下班就在看微信，後來2014年4月自由亞洲電臺的北明女士給我做了一個深度的採訪，題目是「丁家喜的妻子羅勝春的故事」。在採訪後，人們開始稱呼我們這些人權律師的家屬為「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她特別會採訪，讓我把很多心路歷程說出來了，有一種心理上被療愈的感覺。這之後，我就敢去跟別人講丁家喜的故事和我們家裡的故事，就開始跟別人交往。當我跟別人講出我和家喜的故事，自己心理上有一種放下的感覺，也開始逐漸適應美國的生活，去交友，去跟他們參加聚會和各種活動，心理上也變得健康一些了。
向莉：到美國之後，您從一個歲月靜好的人轉變成為異議人士，一個為自己的丈夫、中國人權律師發聲和抗爭的女性。您在美國如何堅持這個理念並為之奮鬥？
羅勝春：一個人自從睜開眼睛看世界後，就再也回不到過去了。我從小被教育就是要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種的情懷在我的性格裡是很深的。一旦關注到中國有這麼多人在受苦受迫害，我就覺得有責任和義務去做一些什麼，盡管做不了太多，但是也應該像家喜所說的那樣「把關注人權民主作為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盡管我改變了對待美國朋友的方式和工作的方式，但是我關注中國人權這塊一直沒改變，反而是越來越深入。從2013年到2023年這十年當中發生的事情，我基本上都關注到了，包括浦志強他們因為紀念64被抓，包括709大抓捕。所以，我對中國的人權狀況的每況愈下有特別深的體會，關注的深度也在不斷加強。後來丁家喜在2015年出獄後，來美國看過我們一次，之後他又回中國，然後他被限制離境，我關注的越來越多，就越來越覺得中國這個國家對人權迫害的非常深。然後是家喜突然被抓、被強迫失蹤，不由得讓我越來越深入的去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當然也是從維護我自己的權益出發。所以我把自己的生活變得極其的簡單，除了工作和鍛煉，幾乎所有的業餘時間都在關注人權，關注家喜的事。我現在的想法是，等我退休以後，我要專門去做人權活動。
向莉：請您談談你在美國和聯合國參加的關於中國人權的一些抗議的活動。
羅勝春：從丁家喜第二次被抓後，因為孩子們都上大學了，我投入了更多的業餘時間為家喜呼籲。2020年1月我在一些NGO朋友的陪同下去了美國國會，講丁家喜和許志永他們的故事，講他們被強迫失蹤的原因，希望美國政府為他們呼籲。在新冠疫情期間，我一直在網上為他們發聲。2021年11月我去了一趟日內瓦參加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的中期會議，我向各國駐聯合國的常駐官員（大概有20多個國家的官員）講了「12•26廈門聚會案」，揭露中國政府不允許律師會見許志永和丁家喜，允許律師會見以後又限制律師權利，不允許律師對外發布消息等等。2022年4月我參加了由人權觀察組織的日內瓦峰會，峰會的主旨是為不能發出聲音的人發出聲音。我在峰會上做了一個十分鐘的演講，把我跟丁家喜如何相識相愛，如何支持他去做公義的事情、李翹楚因為支持許志勇被抓等等都講了一遍。最後我呼籲各國政府去阻止中共的殘暴統治，阻止他們向世界繼續散佈謊言。中共發布的「12•26廈門聚會案」跟真相完全不符。因為中國政府向聯合國匯報的是說丁家喜和許志永的權利都得到了保障，而我作為家屬、包括李翹楚作為親屬受到的牽連充分顯示出中共說的全都是假話。實際上許志永和丁家喜沒有任何權利，他們不能跟家人通信、不能自由會見律師、律師不許向外發布消息等等。所以通過這個案子，我呼籲世界各國的人要揭露中共和他們的謊言宣傳，要制止他們的殘酷鎮壓，就是號召各國一起來反對中共，那時候我已經有這個意識。
羅勝春：2023年2月1日丁家喜獲得美國國務院頒發的「全球人權衛士獎」，我出席為家喜領獎。我非常感謝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權捍衛者群體的關注。但這個獎項不是給丁家喜一個人的，是給中國所有在地的人權捍衛者的一個獎勵。丁家喜是代表中國的人權捍衛者獲得這個榮譽，我又是代表丁家喜去領獎，我感到非常榮幸和感恩。獲獎儀式之後，我和其他獲獎者一起參加了美國一些NGO機構舉辦的各式專題討論小組。內容包括如何應對人權捍衛者面臨的危機和挑戰，涵蓋對人權捍衛者進行支持的各個方面；健康、安全、資源和緊急援助等。我代表家喜在研討會上發言，主要有四個重點：不斷向國際社會傳播真相，抗拒中共散佈謊言；建立全球民主國家經濟共同體，抵制中共以經濟利益向民主國家進行人權價值觀侵略；向國內反抗獨裁的公民輸送高科技支援，抵制中共對公民社會的打壓；集結科技精英，推翻防火墻，讓中國人民擁有真相。後來我參加過兩次聽證會，一次是在國會，一次是在眾議院。
2022年的2月23日我作為奧運囚徒的見證人，參加了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聽證會，那次聽證會的主題是「奧運囚徒」，就是反對中國舉辦奧運會的一個聽證會。中國有那麼多的人權迫害，他們不配作作為奧運舉辦國，沒有資格舉辦奧運會，也有人講了中國網球運動員彭帥突然被失蹤的事。在聽證會上，我以廈門聚會案為例，講述了當局操控法律對守法公民進行的秘密羈押、酷刑虐待和違法指控，對中國公民社會的進行的無恥打壓。丁家喜律師被宣判以後的第十天，2023年4月20日，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部舉辦了一個主題為「高智晟，你在哪裡？」的聽證會。這是一個以高智晟律師被強迫失蹤六年為主題，同時關注香港人權和中國政治犯處境的一次聽證會。我和高智晟的妻子耿和等六人在聽證會上作證，我們講述了中共迫害維權律師的現狀。我也講了丁家喜和許志永的案子，同時還講了編程隨想阮曉寰案、黃雪琴王建兵案和彭立發案（在正式報告裡，我也做了詳細的匯報）。我在為我的丈夫丁家喜呼籲的同時，也為其他的人權捍衛者呼籲，盡我所能和大家一起發聲，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中國的良心犯。讓國際社會不要被中共的謊言所迷惑，要瞭解中國的真相。
2023年9月，羅勝春在瑞士參加日內瓦峰會時，在聯合國為因新公民運動被抓的良心犯呼籲。
向莉：我注意到您也經常去華盛頓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和其他大使館參加一些抗議活動。
羅勝春：是的，有時候我會去中國駐美國大使館門前去抗議。2022年12月我和施明磊（長沙公益「富能案」當事人陳淵的妻子）一塊去的，我們兩個人在那邊舉牌抗議。2023年3月，陳紫娟到華盛頓替常瑋平領「德法人權獎」的時候，我、陳紫娟和施明磊三個人又去中國大使館做了一次抗議。這次抗議的時候，正好碰到有一些美國的大學生也在那裡做抗議中共的活動，我們跟他們有一些互動。這讓我們看到了美國的年輕人也認識到中共的邪惡，開始反對中共，我們覺得這很有意義。然後是丁家喜被宣判，2023年4月15日（丁家喜被宣判後的那個週末）中國民主黨的朋友從紐約過來在中國大使館門前抗議，我也參加了這次抗議。我在中國大使館門口做了一個「中共必須倒臺」的簡短演講，我說，我從中共重判許志勇和丁家喜，讓我看到了中共的虛偽和脆弱，以及他們的邪惡的本質，呼籲大家一起來反抗中共的集權專制。這一次我意識到「只要中共不倒臺，丁家喜永遠都回不了家。即使他能出得了監區那個小監獄，也出不了中國那個大監獄。」今年我還參加了魏京生基金會組織的「紀念六四、反對中共暴政」的活動，我覺得也很有意義，認識到海外民運鍥而不舍地堅持紀念六四、傳播自由民主理念的重要性。這種的活動我以後還會去經常參加。為了聲援最近在老撾被抓、遣返回中國的盧思位，我和陳紫娟到了老撾大使館去抗議老撾政府和中共沆瀣一氣，迫害中國人權律師的行為。之前，媒體人喬鑫鑫也是在老撾被抓，被遣返回中國的。
2022年，羅勝春和紐約大學的科恩教授，一起為丁家喜呼籲。
「十年之約」鼓舞著我為中國人權去奮鬥
向莉：我剛才聽到您提到了「編程隨想阮曉寰」，我覺得您的經歷和阮曉寰的妻子貝震穎女士的經歷其實蠻像的，你們是都是在歲月靜好的過程中間，自己的丈夫突然被中共抓捕，然後思想開始有些轉變，開始為家人來奔走、發聲，來抗議中共無恥的迫害和鎮壓。請您談一談在流亡生涯中，對您影響最比較大的一些事情。
羅勝春：對我影響比較大的事情都跟我的丈夫丁家喜有關系。他被抓是最重大的一件事，這讓我開始睜開眼睛看中國。其次是2017年10月他出獄以後到美國來看望我們，之後他選擇繼續回國這件事情。他的選擇顛覆我當時的觀念，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再回國後很有可能就再出不來了。所以對於他的愛家庭和愛中國之間的關係，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認識到，我們這個小家庭只是他愛的這個世界的一個部分。我經歷了很激烈的思想鬥爭才決定放他走、送他回中國。
2017年9月5日，羅勝春、丁家喜一家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校園團聚。
第三件事就是2018年3月他想來美國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被限制離境，這意味著在短期內我們無法再團聚了，因為上次他回中國的時候，告訴我他過半年會來美國看我們，他說自由出境的權利也是人權的一部分，當時我被他說服了。他被邊控對我打擊很大，我覺得我們的婚姻面臨兩個人沒有辦法相見的局面，非常的慘，那段時間我很絕望。但是家喜在和我們通過安全軟件聊天的時候，他鼓勵我說：「給我十年的時間，十年中共肯定會垮臺，等中共垮臺了之後，我會立刻回來看你們，我就不去參加任何其他的政治活動，其他任何的活動。」他說的「十年之約」是從他2016年10月被監獄放出來開始到2026年10月，我又把這個作為一個自己的希望，又繼續鼓足勇氣來生活，然後在後面又受到打擊，就是丁家喜突然強迫失蹤，這是對我打擊特別大的一件事。我知道被邊控後丁家喜所有的活動都不是公開到街上去做的，只是網上的一些言論，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他怎麼就會被強迫失蹤呢？這一次我不能再沈默了，我必須站出來。必須！我就開始跟709的妻子們聯繫，說你們教教我怎麼來做公開的反抗。然後她們就言傳身教地把她們在中國的抗爭經歷和經驗告訴我，然後我就向她們學習，立刻開始寫推特，像繡花一樣的寫推特。因為只有100多個字，要把最主要的內容告訴大家。我還開始學習做視頻，這些都是我原先不太懂的事情，我把所有的業餘時間都放在放在為家喜和志勇他們發聲這個事情上面。
羅勝春：第四件事情就是丁家喜被重判12年，因為我心裡從來沒有認為家喜是罪犯，也從來沒有去想中共會重判他們。我心理上的判刑門檻是，不會超過四五年。但現在他們一下子被判12年、14年，我就有點木了。當時我就想，他們為什麼這麼怕許志勇和丁家喜？同時我就看到了中共的脆弱，覺得中共這麼重判他們，肯定是怕他們倆在監獄外面說話。我突然間意識到中共是那樣的恐懼行公義的人。丁家喜和許志勇所倡導的新公民運動的基本理念就是「自由、公義和愛」，而這些都是我很認可的理念。我當時我心裡非常清晰，同時也下定決心，我要繼續做丁家喜他們沒有完成的事業。在營救他們的同時，我要去傳播他們的理念，要讓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在中國倡導「自由、公義和愛」，在中國倡導人民做公民，會被定罪12年到14年。這是一種浴火重生後的感覺，突然間輕鬆了，覺得苦難到了盡頭，我現在變得更強大，什麼都不怕了，沒有任何負擔了。我說的「輕鬆」是這個角度，就是我什麼顧忌也沒有了，原先還顧及到我說的話太重，會影響量刑或者會折磨他們。那時我覺得已經到谷底了，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一個往前走、往上走的過程。我不用再擔心什麼，就是義無反顧的往前走，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現在我意識到神是在跟我在一起的，我特別清晰地感受到神每天都在看護我，這種感覺特別溫暖和喜樂。於是，我決心要以親身經歷，向全世界向所有的人講中共這個政權是如何不講道理、不合法、不遵守他自己制定的法律，如何肆無忌憚的迫害人權。我從這個時候堅定了要推翻中共的決心，要跟他們勢不兩立，要公開向全世界的人說明推翻中共是多麼的迫切，不僅僅是為了中國，而且是為了世界的和平和安寧。因為我看到了中共把手伸到各個國家去迫害人權捍衛者，去傳播他們的獨裁統治的想法，就像傳播病毒一樣，這都是在我這十年經歷當中看到的，通過身邊這些重大的事件，我看得非常清楚。我認為「一個地方不公義，整個世界都不公義」。從此，我要做的事情就要向全世界去傳播「自由、公益和愛」，同時去反對中共集權專制。這幾件重大的事情改變了我的生活觀念、行為方式和理念。我現在無論走到哪裡，包括參加美國朋友的聚會，走到教會當中，我都在不斷告訴人們「中共是多麼的邪惡」，我用一種像傳教士的方式告訴他們：「世界所有的人必須一起來反抗中共集權」。
向莉：在流亡生涯中，您比較感動的三件事是什麼？
羅勝春：我的生活充滿了驚喜，我認識的每一個人都讓我對生活的深度和廣度又增加了一分。第一件事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裡的一些人就像我自己家人似的，每次去他們辦公室跟他們溝通就像跟自己家人溝通一樣，感到很親切，沒有拘束。那一次去做聽證會的時候，CECC的JNJANE對我照顧無微不至，她會替我考慮到各個細節，比如她會幫著看稿子、練習演講、開車送我去會場等，讓我去做聽證會沒有任何的負擔。這完全是出於個人的友好，自己幫我訂賓館，現在她是我特別要好的朋友。第二件事是我開始學會和機構合作。現在，人道中國跟我的關系是合作關係。因為我有很好的工作，所以在經濟上我從來不需要任何的資助，相反我很願意捐助別人。比如人道中國舉辦人權律師節的時候，他們給丁家喜頒發3000美元獎金，我就把獎金重新捐贈給了張寶成的妻子、唐吉田的女兒和張菁。後來人道中國邀請我加入他們機構作為理事。因為我跟他們說過，我有想從一個個體的抗爭者變成一個機構平臺的抗爭者，所以人道中國的人就跟我說：「你可以加入我們的機構做理事。我們的理事都是志願者，你也可以做一個志願者，這樣你想做事情的時候，你就有一個機構作為平臺，你就可以用人道中國的名義去做事情，還可以為我們這個幫助中國良心犯的機構募捐。」第三件事是我最近和青春期的女兒之間的溝通有了明顯的改善，因為我們這段時間雙方都有一些反省。今天我們有過一個通話，女兒告訴我她找到了一個自己喜歡的工作，她的生活現在充滿希望。以前，我讓她先不要找工作，先養養病，最後她還是決定要找工作。現在我認為她的決定是對的。我這兩個孩子都非常獨立、有行動力，這一點我非常欣慰，她們從來不需要我去督促她們做什麼，反而是我讓她們要放輕鬆慢慢來。
向莉：您後來又加入到盧思位律師的救援當中，您可以談談這方面的事情嗎？
羅勝春：這是我加入人道中國作為理事之後，以NGO的名義參與的第一個項目。我跟國務院、國會、白宮的安全官員聯系。我見盧思位太太的時候都是以人道中國理事的名義。我感覺以機構的名義去做事，可以讓我不完全投射在丁家喜的個案上，我可以做更多救助受害者的工作，盧思位案是第一個案子，以後我還會參與更多。在做這第一個案子的時候，我感覺到跟NGO一塊合作是非常愉快的，我發起一個NGO的簽名聯名抗議的時候，當時就有人響應，然後大家就很快就做起來。在一夜之間抗議信就草擬好發出去了，第一天就徵集到60多個簽名，緊接著立刻有好多跟聯合國有直接聯系的機構聯名，很多聯合國的常駐機構給老撾發出各種各樣的聲明和照會，力度之大是我以前難以想像的。所以我覺得跟NGO一塊合作真的很好，我還會繼續做一些，但是我現在是限於我的業餘時間有限，做的案子還不是太多。在做的過程當中，我有一個感覺就是中國需要救助的人實在太多了，先把盧思位的案子做成一個突破性的案子。因為這涉及到人權律師，涉及到東南亞整個受中國的控制。因為在中國連基本的生存權、出境自由都沒有了，東南亞成了中共的掌控之地，喬鑫鑫之前也是在老撾失蹤，然後被遣送回中國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非常重要，所以我集中精力花了很多時間，這個夏天幾乎上每天都撲在這個案子上。我在做盧思位案的同時，想到中國需要救助的人實在是太多，我們的資源太少，所以最終的一個結論還是要推翻集權專制，才能把所有受苦受難的人都解救出來。我現在每天感受到的就是國恨家仇，覺得中共的罪惡罄竹難書。所以我很佩服林生亮他們在推特網站上推動的海外華人「一人一推」關注中國良心犯的行動和海外中共官員「惡人榜」發布行動等不屈不撓的努力。所以，以後我還會參與更多推動中國人權進步的活動。
向莉：我看到了很多很多人權律師的妻子，包括709人權律師的妻子們，包括您作為人權律師丁家喜的妻子，都是從一個非常傳統的女性，只管自己的家庭和工作，是不問政治的人，最後走上人權捍衛的道路，成為一個人權捍衛者是非常值得敬佩的。您對後來流亡的人們，有什麼建議和期待？
羅勝春：我的建議是大家到了美國之後，到了自由世界後，一定不要忘記了在中國的人，包括你自己的家人都還在那裡，他們還在受到控制和迫害。你可能會覺得也許沒有國保來找我，我們家人也沒有人在監獄裡，但是你要知道在中國是沒有任何人權的，當他們想迫害你的時候，想要讓你的家人失蹤的時候，你可能連原因都不會知道。所以一定要睜開眼睛，要關注中國發生的事。我認為所有的中國人都是被囚禁的囚徒，所有在自由世界的華人，我們都有義務去想：為解放中國被囚禁的14億同胞，我們能做一些什麼？我們能不能去多傳播一點真相？能不能多關心一點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像比如現在很多志願者做的一人一推，去關注一下那些良心犯，去關注一下那些無辜被剝奪權利的人。中國的冤案數不勝數，比如董瑤瓊案、何方美案等數不勝數，現在我沒有時間去做這些個案。雖然我覺得要推翻中共集權專制，僅僅是去做個案的呼籲是不夠的，但是做個案的呼籲又不能放棄。所以我希望後來的流亡者在你們建立自己新生活的同時，要想想你為什麼到這裡來。你當你得到幸福和自由的時候，你怎麼能夠忘記在中國發生的一切？請想一想，你能夠去為中國的同胞做一些什麼？這就是我想說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