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治外法權：特權還是人權？
周恩來大聲疾呼「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最根本是對外國人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的不滿。他認為，既然外國人來到中國，在中國犯法，就應該受到中國司法的管轄。這種道理如果是在一般國際法準則上，固然沒有疑問。但不能迴避的一個敏感議題是：為何西方列強要在晚清中國設置治外法權（主要指領事裁判權）、讓本國人不受中國司法的管轄？
蓋因，在19世紀的歐美列強眼中，司法應當由獨立的審判機關，依據正當程序和法律，在保障訴訟參與人權利——特別是保障犯罪嫌疑人權利的前提下進行。因此，司法獨立、無罪推定、嫌犯保持緘默、禁止酷刑、講求證據，在19世紀的歐美已經是司法的基本元素。
但當時的中國，沒有獨立的司法審判機關，地方司法權的刑名大事，由地方行政官吏行使；嫌犯權利得不到保障，滿清酷刑遍地；縣官或知府大老爺驚堂木一敲、卒吏齊聲「威武」，訴訟者下跪。舉目華夏，不論是法律條文、司法制度還是司法人員，根本沒有近代意義上的文明司法，而完全是東方中世紀落後的「明鏡高懸」式青天老爺問案。
晚清落後的司法制度，屢屢引起外交事端甚至軍事衝突。1856年，廣西發生西林教案。法國籍天主教神父Auguste Chapdelaine因為被指與當地女信徒通姦、私自傳教而遭到控告，遭西林縣令下令拘捕。Auguste Chapdelaine神父在經受酷刑後，最終在站籠中示眾時死去，頭顱被砍下。這一案件引起法國的強烈憤怒，成為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北京淪陷和火燒圓明園的導火線。清政府在經歷了這一切後，也最終賦予英法等國公民在中國有治外法權，不受中國法律管轄，而由西洋各國駐華領事按本國法律管理。後來各國在中國設立租借地的情形，更是被中國人視為恥辱——因為租借地中，更是完全實行西方模式的法律制度，儼然國中之國。
司法判人生死、判人錢財，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洋人眼中是保護本國國民人權的治外法權，在晚清中國文人集團看來，卻是國恥的表現。這當中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但內在心理相同的思潮。一種是以黃遵憲、康有為、恭親王、袁世凱、沈家本等開放官員為代表的接軌派。接軌派認為，在中國土地上之所以出現外國人不受中國法律管轄的情形、之所以會有外國租借地的存在，本質上是因為中國的法律制度落後，因此必須改革中國的司法體制，與西方接軌，建立西方能夠接受且合乎文明標準的法律體系，如此則可以洗刷國恥，消除中國領土上的治外法權。例如，康有為在《日本變政考》中，詳細剖析了外國人在中國享有的領事裁判權，主張向日本學習，改造國家，與歐美並列；因為歐美在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也享有領事裁判權。而另一種思潮是以保守派官僚為主的否認派，他們認為治外法權特別是領事裁判權，是洋人對中國的侮辱，絕對不能接受，也因此不能接受洋人的司法制度和觀念。
國恥意識與精神動員
接軌派和否認派固然結論不同，但對事實的理解卻是相同的——即列強在中國的治外法權，還有完全實行外國法律制度的租借地，對中國人而言是一種恥辱、侵略和損害主權的行為。接軌派和否認派的共同心理，點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現實：即便是主張走西方近代化道路的中國人，對西洋的排斥與敵視心理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因此排外動員才屢屢成為近代中國和現代中國的重要政治手段。
清朝末年，由於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傳播觸及到中國傳統士人階層的利益，加之外國傳教士擁有領事裁判權的保護，因此傳教中與中國人發生衝突時，中國地方官吏無法管轄。在山東，傳教士、教會、教民信徒與傳統中國百姓和官紳的衝突愈演愈烈，最終釀成義和團之亂，清廷再次在戰爭中失去了首都北京。雖然清末新政中，清廷開始推動司法改革，建立近代化法律制度，但已難挽危局。清廷滅亡後，中華民國形式上是一個共和國，但卻在內亂和分裂中。不僅如此，民主和法治國家的治理模式始終未能在當時的中國扎根。領事裁判權依然在中國存在。
在1925年，席捲中國的五卅運動就源自於上海租借地中的日資工廠。這場運動最初以華工和日資工廠的勞資糾紛為起點，進而發展成為華人與租借當局的對立，最終成為影響全中國的民族運動，更引起了香港和廣東的省港大罷工。運動中，組織罷工、罷市、罷課的上海工商學聯合會就在宣言中指出：「治外法權之取消，與租界市政之收回，實為本會抗爭之重心。本會確認五卅慘案之交涉，如不依本會所提條件，為解決之方針，則我上海華人所受壓抑，必將更甚；慘劇之發生，必更繁烈。」
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在實行聯俄容共的方針後，完全吸收了蘇俄關於帝國主義侵略論的學說和革命方法，開始用「革命外交」的模式來處理對外關係。關於革命外交，不得不提到周鲠生。他出生於湖南的貧窮家庭，後來成為秀才，更在清末獲得官費獎學金，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法律，1921年又取得英國愛丁堡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他曾專門撰寫《領事裁判權問題》大作，力主廢除之。他的佳作《革命的外交》，成為「革命外交」的詞源。周鲠生在國民革命時期，成為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的特別顧問，推動「收回國權運動」，國民革命軍也順勢在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的浩大聲勢下，奪回了九江、漢口的英租借。
周鲠生 (Wikimedia Commons)
在司法主權問題上，周鲠生主張用積極進取和主動出擊的方式對待列強在中國的利益和特權，而且應該發動民眾、開展社會運動來配合這樣的反帝鬥爭。可以說，周鲠生的學術思想和主張，對國民政府的反帝舉措、廢除不平等條約、取消領事裁判權等外交根本國策，產生了重大影響。而周鲠生和國民政府這一系列對外政策的基礎，就是司法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不僅否認了治外法權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對中國自身司法落後的反思，更將一切學習西方模式的思想，排斥為「漢奸」和「賣國」。中華民國最終廢除治外法權，並不是法治建設取得成就，而是現實政治的催化。在抗日戰爭時期，那時的美英等國和中國是同盟關係，中國與歐美在此期間取消了包括治外法權在內的各種晚清不平等條約，讓中國人揚眉吐氣了一把。這也成為後來國民黨不斷宣揚的政績。
另一個列寧主義政黨中共對司法民族主義的運用，也是爐火純青。1949年共軍發起渡江戰役前夕，炮擊在長江江面上的英國軍艦紫石英號。此事後來成為中共民族主義的符號。而在中共建國前夕，美國政府發表白皮書，闡述對中國局勢的立場。毛澤東連續撰寫5篇文章進行反駁，其中包括著名的《別了，司徒雷登》。針對美國政府在白皮書中，將廢除美國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視為對中國人民的友誼，毛澤東在《「友誼」還是侵略》一文中，以北京女學生沈崇疑似受美軍士兵姦污而美國嫌犯最終回到美國為例，完全否定了美國廢除在中國治外法權的誠意。當然，沈崇是地下黨，這一身分曝光則是後話了。但自此，中國的確徹底沒有了治外法權，但晚清以來中國與西方法治接軌的道路，在毛澤東時代也徹底中斷。
揚鞭海外：國力的背後是尊嚴
以領事裁判權為代表的治外法權，在革命和民族解放學說中被批判，但卻帶給了中國人另一種思維：只有能夠在海外執法、宣揚國威，這樣的國家才是強國。
在毛澤東時代結束之後，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政策引領下，開始積極、廣泛參與國際事務，海外執法甚至參與聯合國維和部隊，更是其中的重要內容。這種參與在國際政治中，多是強國、大國提供人員和經費。中國的積極加入，既是為了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更多則是開始向海外展示中國的國力，也以此宣告一種形象：中國過去作為弱國沒有尊嚴、備受列強欺辱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中國的海外執法，較為直接的參與模式包括維和、國際區域執法、雙邊或多邊警務合作以及直接執法。在維和部分，早期的中國參與聯合國在發生內亂或內戰國家的維和任務，主要是派遣解放軍參加，組成維和部隊，在當地執行治安維持、基礎建設、後勤保障等工作。中國較為早期參與的聯合國維和任務是柬埔寨。當時的赤柬（紅色高棉）與越南支持的洪森、西哈努克國王等勢力達成協議，恢復和平。中國作為赤柬長期的盟友，也與西哈努克交好多年，其參與維和對當地恢復秩序有幫助，更能夠擴大中國在當地的影響力。這也是後來親越南的洪森政府走親中路線、成為中國在東協國家中最堅定盟友的起點。
中國的公安後來也加入維和行列。在剛果（金）、海地、利比里亞、東帝汶、南蘇丹，這些戰亂國家出現了中國維和部隊和警察的身影。警察的作用某個程度上比軍隊來得更大，與當地民眾的接觸會更加廣泛，對當地政治、社會影響力的擴展，作用不容忽視。
更為有意思的是，除了在戰亂國家進行執法外，在海外承平國家進行公開執法，也開始成為中國執法單位的工作。從2019年開始，中國公安部開始與歐洲國家塞爾維亞合作，派遣中國警察前往當地，與當地警察混合編組、聯合巡邏，以解決中國遊客在當地遇到的困難。這種模式不僅讓中國的影響力正大光明地前進了歐洲，也讓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透過聯合執法的方式，遍及各個角落。
因此，當在東非國際海域打擊海盜、為各國商船貨輪保駕護航的中國海軍軍艦乘風破浪、紅旗招展時，這種行動伴隨的是各種形式的海外維和、遠程執法。軍警之所及，即為國威之所在。一個大家心知肚明卻不在枱面上闡述的共識就是：曾幾何時，外國人和他們的軍艦、軍警在中國橫行；如今，在國際合作和「行王道」的名義下，中國軍警在海外和國際上展露實力——這不就是擊敗帝國主義、中華民族恢復尊嚴、走向復興的寫照嗎？
悅來之樂：終極的遠人之心
近者悅、遠者來，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這是幾千年來中國老祖宗留下的訓勉。但悅來之樂顯然離中國還比較遠。看得見的海外執法，看不見的海外執法，構成了今天歐美世界對中國的新印象。當歐美紛紛取消中國設立在海外的警務服務站、聯絡站時，背後的心態就是對中國銳實力擴大的警惕和疑懼。也正因為這個原因，當中國的警方高層成為國際刑警組織成員時，歐美各國輿論才無比憂慮的原因。
時至今日，中國社會依然在國恥和民族創傷感的悲情中書寫過去的歷史和未來的藍圖。2006年1月11日，第574期《冰點》周刊刊登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指出中國歷史教育的種種問題，包括缺乏國際法意識和現代司法制度，導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官方的回應是《冰點》周刊停刊整頓，導致輿論嘩然。因為，北京認為，說服人的不是文明，而是實力。前南斯拉夫戰犯法庭引渡屠殺民眾的劊子手，海牙國際刑事法院對侵害人權的國家元首發出通緝令，這些舉動都被中國輿論視為是歐美利用國際法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手段。這也就是為何中國輿論一直用「世界警察」、「人權教師爺」的帽子來批判美國的原因；也就不難理解何以中國官方和輿論一直對香港回歸中國後的外籍法官制度、甚至是法官頭上的假髮耿耿於懷的原因。因為這些外籍法官，被當做是晚清治外法權的產物，是帝國主義侵略的殘餘。但在香港社會，來自其他普通法國家的外籍法官，卻是確保香港司法獨立和人權保障的重要一環。
其實，真正的海外國威，不是軍警公開或私下的跨國執法，而是海外究竟有多少人要移民到自己國家來——就如同每年有很多中國人用合法或非法的方式，移居到美國去。這或許才是終極的遠人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