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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文末提到新一年施政報告中，已經表明新立法年度將會就《廿三條》立法訂立一個明確時間表，意味明年將會完成立法，「解決」纏繞香港多年的懸而未決。放在當下已是「國安大法好」的香港，《廿三條》終於白紙黑紙，無法在社會有多大迴響無可厚非。然則，國安法和《廿三條》在本質上就有差異。
2003年版的《廿三條》早已「分拆上市」
時異世逆，2003年引發香港一百萬人走上街頭的那個《廿三條》，當中不少元素在二十年間早已「分拆上市」，或者以其他既有法例「暗渡陳倉」。例如煽動，就算未有《廿三條》，今日被控同罪的案例彼彼皆是，雖則是引用過時許久的英國時期法例。因為過時而要為法例進行更新，一直是近年政府提出要為《廿三條》立法的一個重要理由，即使已經有國安法之後。但更新後的《廿三條》會長成一個甚麼模樣，完善成怎樣的國家安全法律，都肯定不會只是2003年的版本。今年7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接受專訪時就提到，《廿三條》立法定會考慮近年情況和風險，包括以鼓吹、滲透及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的「軟對抗」方式。
回看李家超在施政報告宣讀中的發言，也表明要防範「軟對抗」，以至近大半年政府都不斷以「軟對抗」的標籤扣帽子，但何謂「軟對抗」一直未有定義。拉二胡屬軟對抗、同志運動又是軟對抗，追根究底「軟對抗」一詞的初登場，從前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口中說出時，提到「硬對抗」要依法打擊，那「軟對抗」的界線雖然模糊，但並非不可見——就是在現有法例下合法的活動，但政府不樂見。
國安法未處理的「軟對抗」交給《廿三條》
從此再延伸下去，就明白為何國安法後已經一片肅清，政府依然落力加鞭，甚至明言要在今年解決，負起「憲制責任」。只要法例仍有空間催生政府不樂見的任何行為，就是「軟對抗」的空間。今次李家超的「防範通過網絡、媒體等渠道，假借社會議題作幌子，挑動市民對特區政府甚至中央的不滿」宣讀，配上早月「軟對抗」透過網路、媒體、文化藝術管道蔓延的言論，最後出台的《廿三條》要加管的部份雛形可見。
值得擔心是媒體的空間將如何進一步收窄。在經歷新聞自由急促收窄後，外國媒體一定程度上仍然有報導的空間。我們至今仍未見到國安法對外國籍有硬性的伸手——最多就是恐嚇離境，或者不准入境——即完全避免著手問題，斷絕可能產生問題的根源。在此思路下，無法對外籍出手，但又要斷絕任何問題，原有《廿三條》中罪行規管包括「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以及香港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假如將外國媒體定性，《廿三條》可以管制的，就是和外國媒體有連繫的香港人。
定義模糊 《廿三條》的恐懼無盡蔓延
退後一步講，《廿三條》現時的恐懼其實源於他的不明確，「軟對抗」的定義包山包海，官媒又好，政府更好都在用盡界線模糊的「紅利」，一旦寫在法律中，許多情境就不得不被「講清講楚」。對政府而言，最好當然是延續這份模糊，將這個定義的責任假手、卸放於司法制度，就如國安法一樣。但當美國如今也看穿這套把戲，對香港的法官和裁判官進行制裁，又有幾多仍願意配合攬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