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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一個接一個隕落 社會不再有希望
2023年，揭開河南愛滋病慘況的高耀潔，與奠定了當代中國法治精神的法學家江平，先後病逝。高耀潔作為一個醫生、教授，在反右派和文革中受到過嚴重迫害，但一直堅持道德良知，追求真相，將河南愛滋病的實況向世界公開，最終流亡美國。江平則從早年一個左翼愛國青年，留學蘇聯，最後飽嘗政治運動的苦痛，成為憲政追求者和法學家，為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貢獻巨大，自稱「只向真理低頭」。沒有江平，萬惡的勞動教養制度不會被廢除；中國眾多維權律師和獨立知識分子，都是江平的學生。
然而，在2023年歲末，高耀潔、江平，先後病逝。他們的離去，已不是簡單的生老病死，而是對時下中國自由受壓、社會倒退和民生維艱的寫照。他們的病逝，成為了一個符號，寓示著這個飽經災難和苦痛的國家，再也沒有了足以支撐和推動社會前進的棟樑與動力，也寓示著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社會已經不再有任何容納和接受知識分子對國是建言獻策的可能性。
另一個人——中國前總理李克強的離去，則徹底破除了中國人對改革與和平轉型的期待。李克強是中共曾經被外界看好的專家治國、工程師治國的典範。他所代表的團派，以及李克強本人奮鬥的歷程，是很多中國人嚮往的人生道路。曾經的中國人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而非紅色貴族的出身光環，來進入到這個體制中，去改變這個國家的命運，也改變自己的命運。然而，紅色權貴容不下李克強這樣的人，這些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作是股份有限公司、將自己當作是控股股東的紅色貴族，從來都是將百姓視為螻蟻和草芥，李克強在他們的眼中也不過就是一個高級經理人和打工仔。
這個國家不再有希望，恐怕是目前中國社會難得的共識。中共權貴和保守派，幾乎用所有方法，徹底澆滅了中國人對於學而優則仕、文人報國以及社會進步公平的想像與期待。中共每強調一次「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每強調一次「永葆紅色江山」，就意味著告訴全體中國人：14億百姓只能世世代代充當紅色權貴的奴隸。
敵視知識分子 乃共黨基因
共產黨在歐洲誕生時，雖然自詡為勞工階級的代表，但實際的黨員構成中，卻是以讀書人知識分子為主力。甚至不少富裕階層家庭出身的人士，例如恩格斯，也成為共產黨的核心要角。共產革命本身是一項非常專業和需要分工負責的事業，知識和人才在共產黨的組織結構中非常重要。如果是武裝暴動，軍事指揮人才更是無比稀缺和寶貴。但共黨敵視知識分子也是出了名的。在共黨理論中，知識分子出身小資產階級，革命性不夠徹底，不能夠完全領悟和掌握共產革命的偉大意義，具有自私自利的特點，因此必須和工農階層相結合，接受工農階層的教育，祛除思想中的資產階級和自由主義思想，才能夠更好為所謂革命事業服務。
在各國共產革命特別是中共革命的過程中，共黨一直都對知識分子階層進行雙重手法——一方面進行拉攏，一方面進行打壓，毀滅知識分子的精英優越感。對知識分子精英優越感的摧毀，本質上就是摧毀他們的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因為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和人格，妨害了共黨的組織統一性，也無法鍛造出共黨所期待的軍事化國家。因此，敵視知識分子是印刻在共黨基因中的。
共產革命和執政之後的高壓統治，也就是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需要的是又紅又專的革命螺絲釘，因為紀律和服從是共產黨的最高原則。所謂螺絲釘，就是沒有思考、沒有判斷、沒有靈魂的機器，無條件服從共黨的指揮和安排。這種螺絲釘意識，不僅是一種口號，而是實打實落實在共產國家的權力體制中。不論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只要進入到共產黨的體制中，就必須成為共產國家權力機器的螺絲釘，不再擁有自我。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後，旋即就開始對知識分子階層進行所謂的思想改造，本質上就是清洗。1951年9月，周恩來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師的學習會上作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報告，清理運動開始。同年的11月30日，中共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學習運動在全國各地的大中小學教師和高中以上的學生中全面展開。1952年1月5日，中共控制的政協作出《關於開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將知識分子改造擴大到黨外。這是中共第一次對中國文人亮劍，釀成了後來各種政治運動的基礎。但這段整人、整知識分子的歷史，卻被很多中國研究者忽略了。
犬儒主義大行其道
在改革開放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度有比較高的社會地位，但是他們的獨立精神和公共意識，卻是中共實行極權獨裁統治的最大障礙。中共所能接受的批評，有兩個紅線：一是不能夠否定中共的領導地位；二是不能夠影響地方的經濟發展。中共中央比較重視前者；而中共地方各級黨組織則比較重視後者。江平的法治和憲政思想，對中共的執政地位是巨大挑戰，特別是公安等偵查機關，對江平這類的法學家無比仇視，認為江平的思想表面上是講法學，實際上是用西方法學思想來否定中共的領導地位。從2013年開始，中共文宣機構對法治、憲政、公民社會展開了一系列大批判運動，目的就是要剷除江平等憲政派的影響力。而高耀潔作為知識分子的參與，官方的迫害在初期是認為她損害了河南地方形象。很多地方政府將揭開本地黑幕的吹哨人、知識分子視為眼中釘、肉中刺，認為這妨礙了當地經濟發展和外來投資。為新冠肺炎示警的李文亮就是這樣的例子。實質上，地方官的胡作非為，根源是揭露和吹哨妨害了地方官升遷的烏紗帽，這才是最本源的原因。因此，很多時候，中國地方政府對知識分子的打壓，比中央層面來得更激烈。
然而不論是高耀潔還是江平，他們畢竟是作為人的價值意義存在的。但例如《崇禎：勤政的亡國君》一書被下架，就活脫脫說明中國社會已經容不下任何獨立的學術、思考和研究。研究古代史還要看當今統治者的臉色，這絕不是一個文明國家所能做出來的事情。今天可以禁止明史作品發表，明天就可以不讓百姓們打籃球，後天就可以不讓人民騎電動車，再往後就可以不准大家說說笑笑。這樣的壓制，不僅是衝著知識分子來的，也是衝著人性的美好和善良來的。
2023，伴隨一個個巨匠的離去，中國社會走向了黯淡。共黨固然可以將一切他所認為的不悅耳的聲音扼殺在搖籃中，但共黨始終無法消除自己心中的恐懼。況且，中國社會千百年來，從來沒有哪一個政權可以在得罪知識階層、羞辱知識階層的條件下長久存活。士人精神遠去了，但統治者倒台那一天，也不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