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se
臺灣之音立刻下載官方APP
開啟
:::

讀Muqeddes的新著《統治維吾爾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 時間:2024-01-19 14:00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讀Muqeddes的新著《統治維吾爾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Muqeddes新著《統治維吾爾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自治區內的獨立王國「建設兵團」面積相當於兩個台灣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兩次視察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強調「深化兵地融合」、「安邊固疆的穩定器、凝聚各族群眾的大熔爐」、「新時代兵團維穩戍邊。」
而美國則對牽涉維吾爾人權迫害的兵團前高層實施制裁。

1955年成立的新疆维吾爾自治區,為中共建制最早設置的省級行政自治區。而兵團比自治區成立還要早一年-即1954年10月。為王震進疆的中共軍、改編的國民黨的投誠部隊、第二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中的「伊寧民族軍」形成雛形。
自治區內的獨立王國「建設兵團」,面積相當於兩個台灣,三百多萬人口中絕大多數為漢人進入殖民。下屬十四個師,一百八十個團,擁有獨立的公安、司法、檢察機構、戶口註冊以及監獄和銀行,享有中共《憲法》之外的特殊治權,為「反分裂、維穩的核心」。

王力雄認為,中共專制統治與蠱惑的大漢民族主義之間,二律背反,如同綁匪與綁民關係。中國政治改革的首要挑戰是民族問題,因此多年來他一直試圖開通民族間對話渠道。
1999年,王力雄入疆。因複印了一本兵團內部的《文件彙編》而被秘密逮捕。
在看守所裡,王力雄遇到維吾爾青年「政治犯」穆合塔爾,《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以給穆合塔爾的書信形式構成。由與穆合塔爾相逢、出獄後四次秘訪、對新疆問題的思考。
關於兵團問題,穆合塔爾的提出「停止漢人移民,兵團改制,將就近的幾個兵團合在一起改成縣」,但此論未能全部展開。

穆合塔爾早已預見未來局勢將更加險惡,與王力雄再無面談的可能。果不其然。「穩健派」的伊力哈木·土赫提被判無期徒刑,王力雄的書被列為「二級暴恐讀物」,「墻內」網上轉閱都被治罪。

關於「建設兵團」的研究,成為死角。

2023年秋,收到神奈川大學小林一美榮譽教授贈送的留日維吾爾學人Muqeddes(漢語名:穆愷黛絲)的日文專著《統治維吾爾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ウイグルを支配する新疆生産建設兵團)》(株式會社ハート出版)。Muqeddes曾在該大學歷史民俗研究科攻讀博士課程。

小林先生重新審視作為歷史學家的自己的研究足跡,批評自由世界的學者,就「敏感」問題保持沉默或避重就輕,是學術上的頹廢與無節操,而讚賞不畏強權、勇於發聲的留日學人。
本書附錄有小林先生的導讀文:《從漫長的人類史與世界史中思考維吾爾問題》。

留日維吾爾學人Muqeddes與她的著述

Muqeddes出生於烏魯木齊,畢業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俄語專業,獲得日本文部科學省的獎學金而留學日本。維語、漢語、俄語、日語、英語五種語言之間自由的閱讀,扎實的學術訓練,為她的新疆研究和譯介打下了基礎。

Muqeddes曾在《世界文學》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出版過五本日文著作,向日本讀者介紹維吾爾的文學、文化、民俗、歷史以及現實。

她還曾將日本古典文學名著《萬葉集》、《百人一首》的一部分翻譯成維語-中亞腹地,除了新疆之外,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國也有維語分佈,有一千至一千五百萬使用者。
Muqeddes不僅將Ahmatjan Osman(艾合買提江·吾斯曼)的詩歌從維語翻譯成日語,也翻譯成漢語。

本書為基於研究基礎上的大眾啟蒙讀物。

本書構成—從歷史與現狀對主題進行時列性與重疊式探討

第一章:《何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小標題:《兵團概要》、《作為「計劃單列」的兵團》、《「建築工程師」第十一師》、《「師團合一」之現狀》、《兵團的構造與機構》、《「兵團」作為「軍團」保留的理由》、《成為接受漢人入殖民的容器》、《負責國境區的管理》、《「民族自治區域」內的治外法權》、《主權與治權的問題》、《「軍企」產品在全世界的銷售》、《兵團對維吾爾環境的破壞》。

第二章:《設置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小標題:《被禁忌的東突厥斯坦運動》、《毛澤東為何設置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王震將軍被委任進駐維吾爾》、《兵團為何比自治區成立還早一年?》、《毛澤東與共產黨恐懼的「妨礙和平解放的諸要素」》、《東突厥斯坦的民族軍》、《民族軍的命運》。

第三章:《毛澤東的「和平解放」》

小標題:《毛澤東的戰略》、《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民主革命黨」》、《鄧力群在新疆的巧妙外交與信息戰略》、《接受蘇聯支援,並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力量》。

第四章:《改變命運的「空難事故」》

小標題:《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領袖們遭遇「空難」》、《 領袖們為何飛往北京?》、《阿合買提江·哈木斯們在阿拉木圖的腳蹤》、《中共修改「空難」日期》、《關於「空難」的新證言》、《關於1949年8月25日「空難」調查報告》、《民心如何銘記「空難」?》

第五章: 《迷霧重重的人-包爾漢·沙希迪》

小標題:《二十世紀維吾爾歷史上最迷霧重重的人物》、《包爾漢·沙希迪在「和平解放」中的「功勞」》、《共產黨的稱讚與達達爾人社會的批評》、《紗提古麗·維吾爾暗殺事件》、《阿合買提江·哈斯木與包爾漢曾為「舊友」》、《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給包爾漢的最後一封信》。

第六章:開展分離維吾爾的活動

小標題:《何為「五十一個知識分子座談會」?》、《 「五十一個知識分子座談會」的背景》、《消失的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阿不都熱依木·艾沙之死》、《國民黨時代沒能實現的新疆政策》、《共產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從維吾爾人角度看「新疆省」與「民族區域自治」》。

第七章  文革時代撤銷與恢復兵團

小標題:《文革時期曾撤銷兵團》、《麥麗卡·子牙五頓之死》、《鄧小平與恢復兵團》。

第八章 習近平與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

小標題:《被捏造的維吾爾人暴恐》、《習近平的新疆政策與民族政策》、《習近平的野心-向南疆擴展兵團》、《「兵地融合」是如何實施的?》、《向南疆擴展政策的真實目的》、《「一帶一路」的進出口是新疆》、《「一帶一路」的現狀與問題》、《兵團在「一帶一路」中的重要作用》、《維吾爾的強奴勞動》、《日本與對維吾爾種族滅絕的實行者-中國軍企進行貿易交往》。

結語:《從歷史與現實雙重視點看中共的真實目的》與《謝辭》

本書文獻來源
一:中共公開的資料。儘管中共極力隱瞞,但從公開出版物中仍能發現蛛絲馬跡。
二:國民黨的資料。
三:維語、英語、日語研究成果。

作者曾兩次赴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大海撈針,但蘇聯解體後同樣對新疆問題諱莫如深。那麼,俄國為什麼至今不開放檔案,解封歷史呢。這件事本身值得深思。

本書也有在新疆長大的作者以及父輩們的生活經驗。個人記憶以及口述實錄,提供了有血有肉的歷史面貌,

因本書為當事者民族的敘述,習慣於單向思維的讀者,可能會說是以本民族受害意識支配下偏狹的主觀意識,強調「理、中、客」。其實,第三者的「絕對客觀主義」與「絕對的價值中立」,何嘗不是一種陷阱呢。

另一類「事實」就在原住民的身體和生活中,他(她)們是歷史與現實組成的重要部分,其背後隱藏的沉默與異聲,正是我們需要探求的。而Muqeddes這些細碎的針腳,也許正好鏈接散落的、被掩蓋的真相的「衣縫」,呈現歷史寫作的多樣性。

兵團與自治區成立之前,為什麼「民族革命」沒有取得成功,換言之,為什麼中共在短時間內,能從政治到社會,迅速統治經歷從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具有两次獨立運動歷史的新疆?本文介紹的幾個「針腳」,正是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從中可窺見歷史的「奇詭」及殘酷。

大歷史縫隙中的「針腳」

《東突民族軍》部分強調第二次獨立運動並非以「維吾爾斯坦」命名,而是以突厥系伊斯蘭民族(維吾爾、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韃靼)革命進行的。  蘇聯以本國利益為目的曾支持第二次東突獨立運動,試圖將新疆建成戰略上的緩衝地帶-如同蒙古共和國那樣的附庸國。但二戰末期,縱橫裨闔、波譎雲詭的國際舞台下,大國暗結珠胎,不惜犧牲小國的利益,恣意改變世界格局。。

二戰即將結束之際,蘇聯單方面撕毀《蘇日互不侵犯條約》,火中取栗,霸佔日本北方四島後,又乘機從日本手裡竊取滿洲國、蒙疆以及東北地區。

8月15日,蔣介石承認外蒙古公民投票權而獲獨立,租借大連、旅順兩港、協助蘇聯開發中國北部鐵道等權益為交換條件,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蘇聯因此停止支持即將勝利的東突民族運動。
1945年9月,傳令「民族軍」在距離烏魯木齊僅僅只有一百四十公里的瑪納斯河岸不許渡河。

1946年,東突共和國與國民政府簽定和平條約,成立「新疆省聯合政府」。這種有悖於民族革命初衷的「突變」的原因是什麼?在於獨立運動的領袖們曾嚮往蘇共理想,尤其是關於「各民族平等,民族自決」,即當少數民族權益受到侵犯、壓制時,可以從民族壓迫關係中分離這一理論部分。

儘管蘇聯清洗少數民族的弊暗部分已暴露出來,但留學過莫斯科的獨立運動領導層完全沒有料到斯大林會以利益交換而不惜出賣與犧牲自己。

但1947年,東突共和國的領導層又與中共締結緊密的關係。毛澤東以驅逐「共同的敵人國民黨」這一共產主義的「大義」,「和平解放」新疆。民族軍被改編中共第五軍之後,司令員為俄罗斯人列斯肯、政治局委員為頓星雲。民族軍領袖未能進入第五軍司令部。
毛澤東看準了「民族軍」的實力,也非常擔心同為穆斯林的馬步芳、馬鴻逵的勢力進入新疆,擔心這兩支武裝與國民黨陶峙岳部隊合流。但獨立運動領導人並不知道,「不願做中華民族罪人」的陶峙岳與中共已暗中握手。

中共的此舉也埋下了少數民族對中共的不信感。

中共設置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時,考慮到「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歷史,擔心「維吾爾斯坦」這個名稱再次引發獨立運動,引發被「帝國主義利用」,違背了1922年中共二大自身提出的民族政治主張。


1946年12月,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領導人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民主革命黨」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國大會議。會議期間,曾與中共董必武秘密接觸,並應中共的要求,與聯絡人彭長貴一起回到東突厥斯坦。這是東突與中共聯絡的開始。

Muqeddes認為這是因為獨立運動領導人信奉獻共產主義理想,而對中共沒懷戒備心。

1947年2月,阿不都克里夫·阿巴索夫在烏魯木齊成立「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部分青年知識人集結於該黨旗下,「實際上該黨出乎非本意而對民眾宣傳了中共的主張」。其直接原因是烏魯木齊中共地下黨呼籲東突厥斯坦共產主義同盟,通過「人民革命黨」而宣傳中共與蘇共一樣,為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同志加兄弟」,而當時的維吾爾人無法區分「中共」與「共產主義」的真假。


1947年8月14日,中共聯絡員從莫斯科抵達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指揮部所在地的伊寧,並開通了與中共中央聯絡的「力群電台」。三天後,毛澤東致電邀請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等人參加在北京(北平)即將舉辦的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
8月25日, 阿合買提江·哈斯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伊斯哈克別克·穆努諾夫、達列力汗·蘇古爾巴約夫等人,乘坐蘇聯飛機,經由蘇聯飛往北京。但飛機在蘇聯境內失事,全員遇難。

9月15日,新代表賽福鼎·艾則孜赴北京參加該會與開國大典,表示了接受中共新政權。以後,他歷任體制內高位, 曾任自治區唯一的維吾爾人的黨委書記,兵團第一政委。

「空難事故」已經過了七十四年,但至今仍然留下不解之謎。

因「天氣惡劣飛行遇難」,這是蘇共與中共的說辭,「被斯大林與毛澤東聯手幹掉的?」,這個說法也一直在東突坊間流行。東突人民都失去了最高精英,對一個民族來說,是難以治愈的創傷。

1949年9月21日北京的會議,為什麼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等人早在8月22日就動身乘車離開伊寧呢?8月18日至8月22日,阿合買提江·哈斯木們通過「力群電台」與中共交涉了什麼?電報內容至今未公開。

8月23日,阿合買提江·哈斯木們抵達前蘇聯境內的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宿當地高級旅館。


8月25日,飛機飛往莫斯科,而不是北京(北平)。

8月27日,飛機在蘇聯伊爾庫茨克至扎巴依喀勒山附近,離貝加爾湖不遠的地方,機上全體人員遇難。

「和平解放」後的11月1日,也就是「空難」兩個多月之後,中共才公佈了這個消息。
1950年4月,「空難」半年之後,遺屬們接到了從蘇聯運回的遺骸,遺物中的手錶尚在的「滴答」(P94)。儘管遇難者們享受「三區革命烈士」的稱號,但中共對他們的事跡介紹很少。這是為什麼?

疑點在於:

之一:鄧力群從蘇聯抵達伊寧前,在莫斯科做了什麼?離開莫斯科到達阿拉木圖,與迎接他的蘇聯副領事一晚密談了什麼?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領導人事先對鄧力群進入伊寧並不知情,對蘇共與中共的密談更是一無所知。

鄧力群到達伊寧後住宿在民族軍總指揮伊斯哈克別克·穆努諾夫家。而主人與家人以及其他領導人此時正在喀山度假,是他的秘書來報告鄧力群抵達伊寧一事。

阿合買提江·哈斯木們在阿拉木圖的行蹤也值得研究。蘇共與中共的文書中找不到任何這方面的資料。

但曾參加過東突厥民族革命的阿斯木·巴克記錄了擔任過翻譯的哈克木·加帕爾醫師的證言,在報紙《新的生命方式報》(Yenji Hayat Geziti)上刊載過的一篇文章《秘密殺人》(Pinhan tutulghan Qatilliq):

「1949年8月24日早上曾有兩名蘇聯軍人來訪,說一起去阿拉木圖,去做什麼,蘇聯軍人並未說明。到了阿拉木圖,被帶進一棟兩層樓漂亮的房子裡。進入房間,看見阿合買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別克·穆努諾夫、達列力汗·蘇古爾巴約等人坐在進門的右邊、阿不都克里·阿巴索夫以及中國人坐在左邊,阿不都熱西提·伊敏諾夫、艾尼·克力莫夫也在座。左邊還坐著我不認識的人。蘇方主持現場,要我翻譯幾個問題。從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議論一直在進行。蘇方問阿合買提江·哈斯木到北京後怎樣發言。阿合買提江·哈斯木們主張作為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的獨立,承認馬列主義的民族自決權,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相信中國共產黨會接受自己的要求。並清楚地談到如果中方不接受的話,沒有必要奔赴北京。伊斯哈克別克·穆努諾夫與達列力汗·蘇古爾巴約也讚同。只有阿不都克里·阿巴索認為也要聽中共的意見。蘇方顯然不滿,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一方完全沒有改變意見」。(本書P106-107)

蘇方向上級報告後於8月26日將代表們帶入飛往莫斯科的飛機。據哈克木·加帕爾醫師證言,8月27日,代表們被害於莫斯科的魯比亞得斯基秘密監獄。

之二:毛澤東函電阿合買提江·哈斯木電文抬頭並非「三區人民政府」,而是「新疆伊寧特別區人民政府」。但維文譯文中沒有「新疆」二字,是否是後來加的? 而當時的函電也並未使用「三區」一詞。儘管毛澤東說「你們多年來的奮鬥,是我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分」,但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的目的是「民族革命」。
而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給毛澤東的回信中有劃雙杠訂正的部分,也令人難以置信,寫信人會將劃雙杠訂正線的文書作為正式函電。

關於「空難」事件,本書還提到在時間上三種不同版本:

1949年8月28日,蘇聯使館向國民黨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汗·沙希迪傳達了「空難」消息。11月,包爾汗·沙希迪在新疆文化促進會上向宗教指導者們傳達時使用的日期是「8月22日」。接著,中共改為「8月27日」;毛澤東10月22日發的慰問電報用的「9月」。

2018年7月16日,布裡亞特的俄語新聞上刊載記者布他夏葉夫·拉獨那葉夫的調查報告《維吾爾墜機之謎》。

Muqeddes的書文獻部分,包括對蘇聯和俄羅斯自1929年以後發生的民航、軍航空難事故檢索,當然包括「1949年8月25日的空難調查」。

Muqeddes的曾祖父與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為同時代的人。記得小時候親朋戚友家裡都保存有「空難者」的肖像。每年8月27日,不少維吾爾家庭會從烏魯木齊去伊寧掃墓。也聽到過大人曾談起有機會應該設立阿合買提江·哈斯木基金會,調查真相。

世界進入後真相時代,但在少數民族問題上,前真相都還在山頂洞中。

期待作者將本書發展成一本學術專著。

作者》 劉老西 時事評論人

  

相關留言

本分類最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