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電影魂1／獨立製片30年黃明川的光榮革命 - 新聞

就在1987年台灣解嚴前後，台灣電影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影像革命」，從台灣新浪潮電影起風時，侯孝賢、楊德昌等導演試圖從「中影」體制內掙脫，拍出一部部挑戰當局尺度的作品，然而相對在體制內衝撞的導演，1988年自美返台的黃明川則選擇了另外一條不一樣的路，以獨立製片的方式籌資拍片，擺脫商業或政治干預的可能性，在1989年完成號稱台灣電影史上第一部獨立製作的電影劇情片─「從西部來的人」。如今30年過去，這樣堅守立場，不受外力干預的獨立製片精神，在目前影音當道的今天是否依然存在？讓我們一起走進這位台灣獨立製片第一人的世界，感受他不死的電影魂。

從時間幻化出堅持 30年不變

肉身搏天（黃明川提供）

3萬個回收的鋁罐從天而降，傾洩在台灣藝術家楊金池的身上，呈現出人類極致消費對地球造成的傷害，這是導演黃明川最新的紀錄片「肉身搏天」。為了紀錄楊金池，黃明川前後花了5年的時間跟拍，在這個講究CP值及快速的年代裡，花5年拍一部電影實在難以想像，但這是黃明川的堅持。

『(原音)我們在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去拍同一個人會非常像，這種起伏會產生一種時間的厚度，然後他的樣子，穿衣服，他頭髮的長度會改變，在下意識給觀眾一個很豐富的東西，我通常都是拍4年。有力量的東西會產生出來』

走獨立製片說自己想說的話

事實上，黃明川對電影的堅持可以回溯到30年前，當時30多歲的黃明川，放棄美國事業，帶著電影夢回台，但眼見當時的環境，必須依賴像「中影」這樣的大製片廠才有機會拍片，而自己想要拍的又是原住民的冷門題材，因此他毅然仿效美國DIY精神，獨立籌資，不僅在1989年完成了他的處女作「西部來的人」，更在1990年發表了獨立製片宣言，為台灣電影史開創了獨立製片的先河。

西部來的人－吳宏銘（左）、陳以文（右）。（黃明川提供）

『(原音)我第一個要拍的是原住民，我稍微搜尋了一下，找了一些朋友問，他們覺得你有一點這樣子，覺得我太狂想了，但是那個時候整個世界的局勢就是你要有創意的話，就是要拍全新的題材，所以我那時的影片，比賽德克巴萊早了20年，一樣用原住民語言講電影，比原民台建台早了13年。』

儘管拍攝的過程困難重重，但看在影評人眼中，這部描述原住民返鄉尋根的電影「西部來的人」，簡直是平地一聲雷，而且讓原住民說自己的話，在台灣電影史上堪稱空前，重要性不言而喻。影評人鄭秉泓和李幼鸚鵡鵪鶉都給了高度的肯定。

『(鄭秉泓原音)我覺得黃明川那個部電影，他用神話的概念，那這個神話跟原住民神話的起源是有關的，在1980年代是一個非常罕見的題材，即使到現在，我覺得台灣原住民電影仍然沒有很多，然後由黃明川這個漢人導演、本省籍的導演去拍出這樣的題材，其實是非常難得。』

『(李幼鸚鵡鵪鶉原音)黃明川西部來的人在台灣電影史上，那真是一部非常重要的電影，應該怎麼講，以前在台灣戒嚴時期的話，其實是非常打壓我們所謂北京話、國語、普通話以外的語言，「西部來的人」他的語言的重要是說，大家都只在漢人各種語言方面，會覺得說台語，我們講的是狹義台語就是河洛話，或是廣義的台語裡面的客家話，就是講他們等於是偷渡了一些還是怎樣，但都還沒有延伸到原住民的語言，所以黃明川「西部來的人」重要的是，他比台灣其他導演更沒有漢人沙文主義，去對待原住民，讓原住民講原住民的語言。』

李幼鸚鵡鵪鶉：『黃明川「西部來的人」重要的是，讓原住民講原住民的語言。』

西部來的人劇照－夏曼‧藍波安（左）、陳以文（右）。（黃明川提供）

之後黃明川又接連拍了一反過去歌頌軍人，探討軍紀及逃兵議題的「寶島大夢」，以及結合大量紀錄片拍攝，內容直指台灣解嚴後，神佛「銅像」四處林立崇拜亂象的「破輪胎」，而這兩部片後來也和「西部來的人」並稱黃明川的「神話三部曲」。

『(鄭秉泓原音)他拍完，還上映，而且還得到很好的評價，甚至還入圍金馬獎，然後一直成為學者研究台灣1980年代後期所謂台灣電影很重要的一個代表作。』

寶島大夢（黃明川提供）

破輪胎（黃明川提供）

只是為了這三部片子的拍攝，黃明川笑稱自己前後死去活來三次，賣了三次房子，拍片時總有一種不知道什麼時候時可以活下去或是拍下去的感覺，其中為了節省經費，甚至連攝影機的軌道都是自己畫圖設計，用木頭做成。還是學生時代就跟著黃明川上山下海拍片的導演陳芯宜，回憶起當時的克難都忍不住笑了。

導演陳芯宜

『(原音)一般的boon桿都是買器材公司的boon桿，那個很輕，那有一個槓桿的原理是剛好的，可是黃導的boon桿是以前我們擦窗戶的那種，就是以前伸縮桿剛出來的時候，他就自己改造那個伸縮桿，然後就做成boon桿這樣，很多都是土法煉鋼，跟做自己需要的東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對對對，他真的是非常獨立的獨立製作，不是我們一般定義的獨立製作，他是非常獨立製作裡面的獨立製作。』

寶島大夢工作照（黃明川提供）

政治體制改變當下力守自己觀點

以破輪胎為例，黃明川獨資新台幣600萬元，就算以現在來看，這樣的經費根本不可能支應一部劇情片，但黃明川就是有辦法，在有限的資源內完成影片。問起黃明川是否從來沒想過市場發行問題或要找投資者？黃明川的想法很簡單，就是不想被干預。

破輪胎工作照（黃明川提供）

『(原音)與其這樣受到投資者影響產生出來的影片，那不如都不要，就是都不要他們介入，這種風格早在韓國產生了，韓國很早就有類似的反抗電影，他們就私底下募資拍片，那我覺得我們韓國、台灣早期這種命運是很像，在政治體制改變的當下，事實上要更要能守住自己的觀點，這點是格外珍貴的。』

從工作室裡翻箱倒櫃找出了1990年出版的書籍《獨立製片在台灣》，黃明川指著書中發表的4點「獨立製片宣言」，剛好印證了他的主張，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訴求創作題材由電影創作者自行決定，創作的人有權利要求劇本不被修改的精神。

『(原音)因為你可以控制你自己，譬如說你走不去，那你休息半年看看，這個題目又開始又活起來，又拍，你可以一路控制你到底能掌握多少，而不是由市場的思維來決定。』

逐漸消逝的獨立製片精神今何在？

從「西部來的人」開始，獨立製片至今30年過去了，儘管頭髮白了，不再年少，但黃明川依舊是黃明川，心志不改，那種從不是為了補助或是得獎而拍片，永遠拍自己想拍的東西，紀錄該紀錄的人事物的堅持，鄭秉泓形容這是一種「逐漸消失的獨立精神」，30年後的今天，尤其應該要讓更多人記得和看見。

『(原音)愈來愈多的導演是可能我要發展一個案子，我可能要拿到資金我才拍，而不像黃明川我不管資金，我就是先拍再說，拍了我就先累積下來，我也不急著發表，然後讓時間讓它慢慢沉澱，然後時間到了我就慢慢地把它整理出來，那這是一種如果要歸結論我會說它是一種消逝的獨立精神吧，就是消逝的獨立精神，然後紀錄這些作品，就是你覺得你應該紀錄，不是為了上映而紀錄，也不是為了爭取補助而紀錄，也不是為了好像今天他得獎了，我才去紀錄，這叫錦上添花，而是我從以前就覺得他的創作理念可以被紀錄下來，我也有興趣，我就去紀錄，而這個消逝的獨立精神，逐漸消逝的獨立精神，我覺得這是應該要被大家知道的一件事情。』

鄭秉泓：『這個逐漸消逝的獨立精神，我覺得是應該被大家知道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