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30年　那年在廣場隔海爭取民主的我們 - 新聞

30年前，你是否也在廣場？1989年6月3日深夜，北京天安門的槍聲傳到台北，震驚了正在中正紀念堂(現為自由廣場)的聲援者，中國大陸青年奮力爭取民主的熱情深深感染著台灣年輕人，當時台灣才解除戒嚴不久(1987)，社會充滿著對新制序的盼望，緊接著，天安門血腥清場後的第二年、1990年3月，一座巨大台灣原生野百合在台北豎立，加速台灣從威權到民主的進程；六四事件30年，過去政治上宣傳兩岸「血脈相連」已幾乎不再有人提及，對於六四事件的意義，更逐漸昇華、轉化成擁護人權的普世高度。

6月3日深夜天安門槍響傳到台灣

1989年六四事件，國際媒體拍下北京長安東街「坦克人」的畫面，肉身擋坦克，震驚了全世界，也被視為六四鎮壓中最具標誌性的一幕，這些不是合成的影像，而是歷史的傷口。

1989年，六四事件時，坦克進入天安門廣場。（圖：六四檔案提供）

#天安門廣場槍聲#
已故藝人孫越說：『(原音)我們在中正紀念堂，我們在那辦活動，來支持中國大陸在天安門的年輕人，最後夜裡頭聽到槍聲。一直到6月4日清晨，天剛剛亮，我們站在自己中華民國的土地上，在台北市的中正紀念堂，我們一起唱升旗歌，帶著大家禱告，跟大家在一起流著淚離開。』

已故藝人孫越生前曾接受央廣獨家專訪，談到6月3日深夜，天安門前的那一聲槍響傳到台灣；槍口對準自己的人民，讓中正紀念堂廣場上的民眾震驚不已，包括當時人在現場的楊菁華。

孫越生前曾接受央廣專訪，談台灣中正紀念堂前的聲援六四事件。

「血脈相連大陸民主運動後援會」義工楊菁華說：『(原音)他們（活動主辦單位）那時候有請學生到（飯店）裡面去接受我們兩岸的訪問、對談，結果槍聲響起來，那個學生就急著要出去，他要翻牆過去，然後，所有的記者在說你不要去、你不要去，外面很危險，已經槍聲響起來了，你還要出去，然後不讓他去，槍聲都響了，結果他（學生）就回過頭說，年輕只有一次，當時就對台灣社會其實也蠻大的震撼。』

對岸六四學潮台灣以民主牆大字報聲援

從北京大規模學生運動開始，台灣民眾的聲援就從未間斷，中正紀念堂不斷湧入人潮，大家席地而坐，透過演講與歌聲，向對岸傳遞台灣的聲音。

從北到南，校園設立民主牆掛滿大字報，是當年台灣大學生的共同記憶。

當年野百合學運總指揮、現任台大社會系副教授、無任所大使范雲說：『(原音)我們當時為了這個事情，在台大校門口，弄了很多，找人釘了很多三夾板，然後叫那個民主牆、大字報，我們就請大家把對六四的想法感想寫下來；台大校園到處都掛滿了白布條，譬如說清華大學台灣清華就會掛什麼，兩岸清華血脈相連。』

野百合學運總指揮、現任台大社會系副教授范雲。(圖：范雲提供)

大陸六四爭民主台灣隔年野百合學運

隔了一條台灣海峽，對岸年輕人，以生命奮力爭取民主、自由，最後被鎮壓收場，這樣的殘暴，在台灣官方的眼裡，是表達民主與專制政權不同的良機，在台灣年輕人的眼中，則反思國家民主化的不足，於是，隔年3月，台灣爆發一場戰後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

范雲說：『(原音)其實全世界的青年運動的熱情都會感染的，不管是60年代的，或者我們現在聽以前的那種rock and roll的音樂，你都會感受到，那個青年追求一個更美好社會的那種理想是會感動人的，隨著那麼大量的那個影像的那個宣傳，其實台灣的年輕人也會被感動說，我們是不是也能夠為我們自己的國家做一點事。』

1990年，台灣野百合學運現場。（圖：邱萬興提供）

野百合學運幹部、「華人民主書院」董事主席曾建元說：『(原音)當時，李登輝在談這些東西的時候，其實我自己是覺得有點反諷，就是台灣其實沒有那麼民主，我們跟大陸的距離就是50步跟100步啊！當然，中共鎮壓了六四，這個距離當然拉開，可是並不是我們的努力使這個距離拉開，而是中國大陸向下沉淪。』

天安門學運帶來巨大悲劇陰影但台灣學運成了民主敲門磚

1990年，台灣已從戒嚴邁入解嚴，但許多制度仍百廢待舉，再加上六四學潮為隔年台灣學運推波助瀾，加速台灣政治結構轉型。

桃園市長鄭文燦(左)接受央廣專訪。

野百合決策小組召集人、桃園市長鄭文燦說：『(原音)所以當時，我們學生站出來要改革、要民主，要終結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希望國會能夠全面改選，台灣能夠走向民主化，所以那一場（野百合）學運其實在台灣的這個威權走向民主的道路上，發揮了一個敲門磚的作用。』

民主抗爭最難的是退場時機，學生代表在與當時總統李登輝會面後回到廣場，透過民主程序決議平和收場，結束五天四夜的學生靜坐，其實，學運領袖心中，存著不重蹈六四流血的壓力。

鄭文燦說：『(原音)如果說（六四事件）有影響就是說，天安門學運有一個流血衝突，悲劇的陰影，那我們是避開了這樣的一個悲劇衝突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曾建元說：『(原音)上面一些（社運）長輩他們說，就萬一啊軍隊衝進來的時候，我們怎麼樣用什麼樣的方式降低衝突，然後呢，這個那也展現了一個抗爭的這個意志，用什麼方式？所以他（長輩）就是教我們這個啊，這個手鈎著手，變成一個人鏈；當天那個晚上，我們這些同學啊，東吳大學的同學在一起嘛！其實我們都想到那個六四，學弟還有跟我談到這個事情，他說，我們會不會跟六四一樣。』

台灣與中國不同我是范雲不是台灣的柴玲

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的民主女神像與天安門樓城上的毛澤東畫像面對面地對峙，被視為是象徵民主與專制的較量。隔年，台灣學運則有一座巨大的野百合豎立在中正紀念堂廣場，意味著台灣意識深化，朝本土紮根。

1990年，台灣野百合學運巨大象徵野百合豎立現場。（圖：邱萬興提供）

范雲說：『(原音)六四運動有一個自由女神像，所以也的確是這樣，我們就覺得台灣也要有一個運動的象徵物，可是因為中國的緣故，我們就覺得不要一個西方的東西，因為中國那個自由女神像是模仿紐約的自由女神像，只是換了一個東方的臉孔，所以有人就會說，這是不是說民主是西方的，所以你換一個東方的臉孔，所以我們的第一個要求就是說我們這個雕塑一定是要是本土的，其實在那個運動當中，我們就嘗試想要說，台灣跟中國不一樣；那我記得，我當時在野百合學生運動之後，很多人會說我是台灣的柴玲，因為柴玲是六四的女性民運領袖裡面最有名的嘛！那我當時就發了一個聲明給記者說，我不是台灣的柴玲，我是范雲。』

持續紀念六四20年血援會：初衷非關藍綠

兩岸學生相繼發起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但最後命運大不同。

天安門前的青年，怎麼也料想不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猝逝後的悼念活動，會演變成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抗議浪潮，有的因此失去生命，有的從此流亡海外，再也回不了家。

6月3日那晚，上萬名台灣民眾參加「血脈相連，兩岸對歌」活動，但歌聲在天安門傳出槍響後戛然而止，隨後民眾自發性成立「血脈相連大陸民主運動後援會」。

血援會舉辦六四紀念活動，前總統馬英九也曾是支持者。(圖：血援會義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