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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報導，就在中國網路因江西少年胡鑫宇離奇失蹤死亡案而沸沸揚揚之時，法國關注亞洲地區的新聞網站Asialyst發表了法新社前駐中國辦公室主任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的文章，中國從死囚身上摘取器官牟取暴利。
作者指出，這件事許多人早已知道多年，現在謠言已經成為證據。中國的醫院正在摘取死囚的器官，然後將它們移植到富有的西方客戶身上。這是一個骯髒但可以衍生巨額利潤的行業：它每年帶來數十億美元的收入。
當然，遭受這些醜惡的移植手術的受害者們顯然已經不可能出來作證。但是，今天有關這些非法移植的證據越來越多，以至於人們對販賣腎臟、肝臟、心臟和人體其他重要器官的骯髒行為幾乎沒有懷疑的餘地。
文章介紹了去年12月17日由西藏青年會和喜馬拉雅亞洲研究會組織的一次網路討論會，曾經就中國死囚器官移植問題發表了兩本專著的美國研究人員伊森-古特曼（Ethan Gutman）在會上指出，這種做法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十分普遍，到了今天2022年，已經成為家常便飯，據他介紹，一些來自富裕國家的病人，如德國人，在上海下飛機，在幾個小時內可以接受肝臟移植手術，得到一個剛摘下的器官，與他們的血液特徵完全匹配。這意味着，醫院早就已經從數據庫的血液數據中識別出可以進行器官移植的受害者，這些受害者被從他們的拘留中心帶走，並被帶到客戶所在的醫院。據他們的研究表明，在許多情況下，維吾爾族「捐贈者」從中國西部飛往海灣國家，向富有的酋長提供「新鮮」和「清真」的器官。
據伊森-古特曼介紹，根據衛星拍攝到的新疆拘留營的圖像以及當地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收集到的第一手資料，中國當局在2018年這些拘留營的附近開設了九個火葬場，每個火葬場由50名中國警衛看守，他們每月領取相當於1200美元的工資。古特曼說，他不明白為什麼當局需要為穆斯林提供火葬場，因為根據穆斯林的傳統，人死後都應該被埋葬，當局莫非是為了焚燒屍體，不留下任何摘取器官的痕跡？
組織此次網路研討會是總部設在新德里的喜馬拉雅亞洲研究和參與中心(CHASE)主席維傑-克蘭蒂(Vijay Kranti)，據他介紹，被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主要是維吾爾人、藏族人、被禁止的法輪功成員，以及被判處死刑的基督徒和其他政治良心犯。這種高利潤的交易甚至導致了中國醫療機構之間的競爭，據報導，有一些來自中國貧困家庭的青少年因此被綁架，然後也成為這些卑鄙行為的受害者。
法輪功成員曾錚在討論會上作證說，大約200萬法輪功學員的詳細醫療數據和血液資料被收集起來，輸入國家數據庫，供進行這些器官移植的醫院使用。
據她介紹，中國的一個新趨勢是青少年失蹤，後來發現他們的屍體上有疤痕，顯示出器官被摘除。她提到了四川一位母親的案例，她的小兒子離開公寓去倒垃圾，就再也沒有回來。幾天後，這位母親在離家幾公里遠的地方發現了她孩子被肢解的屍體。曾錚說：今天在中國，學生失蹤的現象很普遍。似乎是因為有些醫院非常貪婪，不惜於利用犯罪團夥和黑手黨來進行這些綁架活動。
流亡在英國的維吾爾醫生安華托蒂也介紹了他當初在烏魯木齊當醫生時親眼目睹的醫生摘取被執行死刑犯的器官的經歷，據他介紹，中國今天在監獄的附近修建了一些小型的機場，可以以最快的速度來運輸被摘取的器官。
最後，董尼德的文章還介紹了兩名法國人的證詞；他們分別是《費加羅報》的記者安妮-朱安（Anne Jouan）和醫生兼藥理學家克里斯蒂安-里奇（Christian Riché）教授，20世紀80年代，在一次中國之行中，他們在知名心臟病專家的陪同下，參觀了廣州一家醫院和它的器官移植部門。移植者被集中在一個房間裡面，床位都被佔用了。更讓他們感到震驚的是，大多數病人不是亞洲人，而是白種人。會說英語的負責醫生介紹說，他們提供的是一項著名的服務，向世界上所有病人開放，因此來自美國和澳大利亞的病人特別多。
但被問道這些器官的來源時，醫生回答說，活體捐贈一般都是在親戚之間進行，其他來源則是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據介紹，當有器官移植需要時，他們就處死一名死刑犯，處決被安排在離手術移植最近的地方，以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手術的成功。他說一切都以創紀錄的速度進行，客人都十分滿意。克里斯蒂安-里奇寫道，當時他們都被嚇得喘不過氣來！
值得指出的是，法國國民議會2022年年初曾經否決了反對黨提出保障器官移植來源符合道德議案。提出該議案的前女議員杜馬斯(Frédéric Dumas)向法廣表示，她提出的議案並沒有明確提到中國，只是要求法國的醫療部門在與他國合作時保證其合作單位並沒有違背道德準則的行為。因為法國為他國培養諸多的器官移植專家，法國巴黎硝石庫慈善醫院(Pitié-Salpêtrière)的一名大腦移植專家就曾經表示，要避免與犯下反人類罪的人同流合污。不過，該議案因執政黨多數議員的反對而未能獲得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