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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今年是六四事件30週年，台灣掀起一股六四出版熱潮，較少為人知的是去年在臺灣由白象出版社出版的圖像書《天安門殺戮》，這是由中國大陸內部人士歷時2－3年整理而成。書中首次披露來自中共的機密文件，證明中共軍隊高層承認開槍，打破中共謊言。本書由澳洲「齊氏文化基金會」資助出版，本台獲基金會授權摘要刊出書中主要內容。
「準備流點血」
5 月 16 日上午，鄧小平與戈巴契夫會晤。在會談中，戈巴契夫向鄧提及共產黨政權要進行政治改革的問題，鄧卻以要搞好市場經濟後才能進行民主政治改革的藉口來應答。據蘇聯《真理報》記者弗謝沃洛德·奧夫欽尼科夫後來回憶稱，當他參加戈鄧會談被請退席之前，他聽到戈巴契夫對鄧說：「我們應當用推土機把這個陳舊的共產主義政治體系推平，然後所有改革才能進行下去，否則所有一切都將掉進沙堆裡。」對此，鄧回答道：「現在我們和您正行駛在一條鄉間土路，也就是計劃經濟。它是坑坑窪窪的，但已經被車軋平了。而右邊有一條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場經濟。我們需要從現在這條路轉向那條路。為了能夠轉過去，必須牢牢掌握方向盤，而您建議去掉方向控制！那麽，您怎麽將汽車從這條路轉向另一條路呢？」
5 月 16 日下午，趙紫陽會見戈巴契夫。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稱，前者告訴後者：「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趙的這句話成為李鵬、姚依林等人指控趙洩漏黨的最高機密的罪證。趙後來稱，告訴戈巴契夫關於鄧的重要性，是為了「維護」鄧的國際形象。但鄧的支持者認為趙分裂了中央領導層，將政治危機的惡化推到了鄧的頭上。據傳鄧的女兒鄧楠「給趙紫陽打了一個小時電話，從頭到尾都是罵。」
5 月 16 日晚上，趙紫陽召開政治局常委會，就《人民日報》社論第一次提出「可否以適當的方式，解開這個結子，以緩解學生的情緒」的問題。李鵬說，社論中所說的「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是鄧的「原話」，「不能動」。趙說自己「不同意這種說法」。
5 月 17 日，鄧在家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李鵬和姚依林批評趙紫陽，將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咎於趙在亞銀年會上的講話。趙後來回憶說，「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這次常委會再次肯定《人民日報》社論的定性，並做出了調軍隊進京戒嚴的決策。鄧說：「扭轉動亂局勢，我提出戒嚴。戒嚴步驟要穩妥，要儘量減少損傷，但是要準備流點血。」參加會議的人中，僅有趙紫陽一人反對戒嚴。趙要求辭職，鄧不同意，對他說：「總書記還是你，趙紫陽。」鄧在會上宣佈，戒嚴之事由李鵬、喬石、楊尚昆主持，除了衛戍區、公安和武警參加外，還會調一些部隊進北京。鄧特別強調戒嚴之事「在公佈以前要絕對保密，以便軍隊順利進入北京」。趙紫陽記得，在會上，鄧特別提醒李鵬說：「這次不要像上次那樣搞了，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捅出去。李鵬連連說：『不會！不會！』」李鵬在當天日記裡寫道 :「接著，小平同志以大無畏的精神指出：實行戒嚴如果是個錯誤，我首先負責……我在這個時候恰恰不能倒下來……將來寫歷史，錯了寫在我賬上。」
5 月 19 日淩晨 5 時，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當天，鄧召開會議，點名將趙的政治秘書鮑彤抓起來（根據李鵬提議，經過鄧小平、李先念和王震贊同，鮑彤後被以莫須有的「洩露國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兩項罪名判刑七年，在秦城監獄為「8901」號囚徒）。鄧說：「這次動亂問題出在黨內。中央有兩個司令部，名義上看是李鵬和趙紫陽，實際上是我（鄧小平）和趙紫陽。」鄧還宣佈：「新班子基本定下來。李鵬繼續當總理。我提出江澤民當總書記，江澤民這個人有思想、有能力、也有魄力，可擔任這個責任。」當天下午 4 時，中共要調動軍隊實行戒嚴的消息傳到了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立即宣佈停止絕食，以此來告訴當局沒有實行戒嚴的必要。當晚，李鵬在北京召開黨政軍幹部大會，趙請病假沒有到會。趙拒絕出席大會，激怒了鄧及一幫中共政治元老們。李鵬在會議上說，「極少數極少數的人要通過動亂」來「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宣稱改革開放和國家的前途命運「面臨著嚴重的威脅」。李鵬宣佈從 5 月 20 日 10 時起開始在北京局部地區實施戒嚴。
5 月 20 日，鄧小平在家召集陳雲、李先念、王震、彭真、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等人開會，在會上，王震大罵趙是反革命，李先念說趙是第二個司令部。鄧小平宣佈撤銷趙的總書記，並且決定以後經過必要的手續再對外公佈。胡啟立當晚給中央常委會寫信，對是否將發生流血事件極為憂慮。李鵬在當晚日記裡寫道 :「對此信，姚依林批示，要盡可能做到不流血，但不能要求完全不流血，不動武，那將束縛自己的手足。」
5 月 21 日，李鵬在日記裡寫道：「我給王瑞林打電話，請他報告小平同志。我建議於近日內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從組織上解決趙的問題。晚上，鄧小平同志處傳達他的意想，要等大軍進入北京後，再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樣可以避免衝擊和干擾，才能開得更有把握。」
5 月 22 日，鄧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趙紫陽決定辭職。李鵬在日記裡寫道 :「趙紫陽同志講，我的任務到今天為止結束了，我不能再幹下去了。」數十名全國人大常委和北京知識界人士，呼籲當局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取消戒嚴令和罷免李鵬。而此時的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正在國外訪問。他在加拿大告訴傳媒說，中國政府要「堅決地保護廣大青年的愛國熱情」，「中國學生熱情是可貴的」。全國各界人士都等待萬里歸來，但他的專機被強令飛到上海，他本人被軟禁，當局稱其「身體不適留滬治療」。李鵬在日記裡寫道 :「萬里的態度是很重要的，因為動亂分子的『後臺』趙紫陽垮了，他們把希望寄託在人大常委會身上。」萬里被迫表態支持戒嚴。
5 月 24 日，楊尚昆在中央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說，鄧小平、陳雲、王震等十幾名中共政治元老們已形成共識：「在根本問題上不能退。要退，就是中國共產黨不執政了。」李鵬在日記裡記錄了陳雲的發言：「關鍵時刻，不能後退。如果後退，兩千萬革命先烈用人頭換來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的共和國。」楊尚昆在講話中還暗示說，鄧要廢除趙紫陽總書記職務。軍隊已在為鎮壓運籌帷幄。一名戒嚴部隊軍官寫道：「整個北京市區每日的人流數量和活動規律都進行了探測，而且還針對可能出現的集會、圍堵、槍殺、爆炸、縱火、放毒及自然災害等情況，制定了周密的警戒防衛方案，組織了三十二次較大規
模的演練，擬制了十二套處置突發事件的方案。各軍、師、旅、團的指揮官對各自部隊的開進路線、天安門廣場和紀念碑底座進行了實地偵察，緊繫各自部隊所執行任務的特點，組織演練，擬制了處置突發事件的方案。」警察系統是中共窺伺學運的眼睛。當局對北京大街小巷、所有高校和天安門廣場全天候動態瞭若指掌。一名在天安門地下一層指揮中心值班的軍人說，他負責情報匯總工作，每天從他們中心派出的情報人員幾百個，北京的大街小巷都被監控著。一份公安刊物稱 :「我們這裡的任務是掌握資訊、傳播資訊、 處理資訊，在整個學潮、動亂、暴亂時期，我們沒有漏報一個資訊，中央的許多決策都是根據我們這裡收集提供的大量資訊而做出的。」
學生絕食，將北京人驅趕出了家門，社會各階層上百萬人趕往廣場聲援學生。數萬名外地 學 生 赴 京 聲 援。5 月18 日，總理李鵬與絕食學生代表對話，要求後者結束絕食，而學生則請求否定《人民日報》社論關於「動亂」的定性。雙方各持己見，最後不歡而散。（Ken Jarecke拍攝，《天安門殺戮》編輯組授權)
5 月 26 日，在天安門廣場，數萬名學生宣佈成立「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來保衛天安門廣場這塊爭取民主自由的陣地。為保護堅守在廣場上的學生們，學生、工人和北京市民分別成立了「敢死隊」。與此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致信慰問戒嚴軍隊。信中說 :「我們的部隊是聽黨的話的……旗幟鮮明地同極少數人的陰謀作堅決的鬥爭。」
5 月 27 日，全球華人聲援大遊行，其中僅香港上街遊行的市民即多達一百五十萬人。
5 月 28 日，趙被軟禁。後在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中共政治老人的共謀下，趙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將趙軟禁至死。趙在生前告訴友人說，在天安門學運之前，鄧「一直是信任我的」，鄧說是在學運時「才看清了我」，並說趙是「自己暴露的」。趙提及在中共政治老人的幹政下自己面臨的窘境，他說：「當時中國那麼多老同志都在，總書記很難辦事。我代總書記時，陳雲要我開會，小平說不開會。陳雲要開會是要個說話的地方，小平不開會，是他可以直接找我們。我沒有開會，陳雲問我：『為什麼不開會 ?』我說：『我是大秘書長一個。要開會，您和小平同志商量好了再開。』陳雲聽後自言自語地重複我的話說：『大秘書長一個。』 兩個老人意見不一致，總書記是很難當的。李先念還說：『趙紫陽只聽鄧的，不聽我的。』兩個人難辦，三個人更難辦了。」
5 月 29 日，李鵬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戒嚴部隊驅逐廣場上的學生之事。他在日記中寫道 :「戒嚴部隊既要進來，又要儘量避免發生流血衝突，這是當前最難處理的事。」(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