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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水:父親的革命江湖(一)

  • 時間:2021-06-22 18:10
  • 新聞引據:採訪
  •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劉水:父親的革命江湖(一)
1955年,作者的父親劉彥虎接受中共軍方授銜照。(本文作者劉水提供)

中共是父親的教父。
本文意在廓清父輩是怎樣被共產革命所裹挾,這是我對父輩的義務。——題記

1924年11月,父親劉彥虎,出生於甘肅省慶陽市合水縣肖咀鄉老莊村。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延安之後,這裡成為陜甘寧邊區的一部分。

1942年,十八歲的父親參加八路軍,東渡黃河在山西前線抗擊日軍;國共內戰期間,參加延安保衛戰,解放太原、西安和蘭州等戰役。

家父於1949年加入中共。1950年在西北軍區司令部(後為蘭州軍區,現西部戰區)後勤部任軍官,後又調配兵役局(現武裝部)繼續服役;1955年被授予尉官軍銜;1958年大裁軍,父親轉業在地方政府、糧食部門工作;文革期間,全家下放西北農村十年;1986年父親超齡離休;2009年父親遭遇暴力拆遷,險喪性命;2016年92歲罹患肺癌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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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5歲時,家族與惡霸械鬥,爺爺不幸早逝。他留下的幾畝薄田,不足以養家糊口。父親自小就幹農活,打短工或販賣牛羊,沒有上過一天學。1942年的一天,父親在肖咀鄉趕集,正逢八路軍招兵買馬,聲稱是窮人的隊伍,有飯吃有衣穿,於是父親瞞著家人參加八路軍。而他參加的中共部隊,並不屬於國共抗戰國軍序列第八路軍的三個正規師,而是共軍的獨立部隊。

父親像一粒沙子,糊里糊塗被吸納進革命潮流,這一年他十八歲。毛澤東在延安接受斯諾採訪時曾說:「感謝日本人的進入,我們才有機會擴張勢力。」這就明確了所謂革命的目標就為奪權,無關於民族獨立和國土完整。費正清指出:「(抗戰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這些當然都是戰術上的權宜之計,藉以在舉國抗戰的嶄新形勢下趁機擴張中共的勢力。」(《美國與中國》第四版,2001年1月,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P272。下同。)


1949年,父親(前排右一)與戰友在剛「解放」的慶陽留影。從軍七年、也是人生首次拍照。

吃飽肚子,是父親那代人參加共產革命的直接動機,而中共正是以此鼓惑並動員底層民眾加入革命隊伍。那個年代個人選擇機會極度窄縮,革命成為一種無法抗拒的流行病,不惜以身家性命下賭注。奪權成功即為勝利者,個人服從黨的指揮然後得到益處。而這個中共當初的所謂平等、自由、尊嚴等革命口號,成為革命動員的手段,不是其目標。這其實跟封建王朝末期的農民起義,利用妖術和邪教動員社會,手段是一致的。只不過共產黨人拿來西方自由與民主標簽,用以蒙騙社會大眾。

我們必須指明,共產黨人僅把自由與民主當作口號來喊,而在制度層面並未有符合人性文明的設計,並且鉗制、剝奪公民自由與權利,有甚於它所反對並推翻的國民黨政府。他們將民主抽象為黨內民主。所謂黨內民主,那不叫民主,而是政黨利益共同體服從個人權力意志的表決。


1950年,蘭州,西北軍區後勤部服役期間。

人民始終是被權力奴役的對象,而不是分享並主宰權力的主體,這是對民主制度的反動。民主制度是國家「主權歸民」——人民通過全民投票讓渡部分權力組建政府而實施多數人統治,並尊重少數人利益的制度安排。

父親與他的戰友,在蠻荒的西北高原戰地馳騁。他們常以炒麵 (小麥、黃豆等炒熟,磨粉,用水攪拌成團狀)果腹。即使到「抗美援朝」,「志願軍」也是以炒麵作為軍糧。父親說,戰爭期間隨時會斷糧,餓肚子是常事。

國民政府非經全民選舉產生,同樣沒有權力來源合法性,因此,中共的造反和革命便被賦予正當性和合理性。但是,中共造反的唯一目標就是奪權,只要能奪得權力,哪怕血流成河,任何手段都被虛構為崇高的革命意義。

倖存者成為權力統治者或維持權力運轉的無數螺絲釘,然後權力變成維穩控制、貪腐自肥和階級鬥爭互害機制,並伴隨著領袖獨裁,與當初新民主主義革命動員社會的目標背道而馳。個人自由、政治權利和個人私產被限制和剝奪,所謂民主協商機制、人民當家作主都成為空頭支票。

八路軍地方部隊與國軍製造摩擦,專幹搶占地盤建立根據地、擴大「紅區」的綠林營生。國軍主力部隊在正面戰場與日寇決戰,部份在黃河以東抗擊日軍西進,捍衛國土;共軍以實力和地盤最大化作為抗戰目標,當然也有小規模的游擊抗日。這個時期,父親所在的部隊,在陜甘寧邊區西南邊緣的游擊地帶,與回民軍閥、「西北王」馬家軍展開拉鋸戰。國共紅白兩區,在此犬牙交錯。


1953年,父親在西北軍區第一速成中學所在地甘肅臨洮縣學習期間。

父親偶爾會給我們講故事。在慶城縣赤城爭奪戰中,他們一股八路軍被馬家軍騎兵包圍在城墻圍子裡。馬家軍騎著高頭大馬,揮舞大刀,輪番沖擊。八路軍不支,突圍出城。父親扛著擲彈筒奉命在後掩護。等打光炮彈,從城墻上翻跳下來,馬家軍騎兵已從城門旋風般沖進圍子。背後馬蹄噠噠,殺聲震天,眼看大刀就要落在頭上。父親側身用擲彈筒架住砍刀,就勢滾落黃土溝,才留下性命。

文革期間,我家下放農村,發配在慶陽縣赤城公社白馬大隊(現甘肅省慶城縣白馬鋪鄉)。父親作為靠邊站的老幹部,早已下放許多年了。大隊部與公社所在地赤城相距20里,一條黃土公路南北相連。我等代表所在的白馬初級中學,參加全公社學生田徑運動會,步行到公社所在地。赤城中學設在原來的城墻內,師生就住在城墻上挖出來的一孔孔窯洞裡。我的兄姐都曾在這所中學住校就讀,運動會假此舉辦。

我好奇地獨自跑去瞻仰父親戰鬥過的地方。城墻坍塌,荒草萋萋,已沒任何戰爭遺跡。父親也曾短暫在赤城糧管所工作,我家仍借住在白馬大隊老鄉的窯洞裡。我清晰地記得,父親調回白馬糧管所那天,一位老鄉趕著毛驢車送回父親和行李。

中共軍隊固然與老百姓打成一片,但軍糧和軍服攤派,卻讓貧困的西北老百姓不堪重負。部隊下達每戶的軍鞋任務,老百姓根本沒布料完成,於是用玉米棒包皮填充鞋底做鞋充數。這種鞋子很快就會破損。父親與他的戰友們不得不取下綁腿裹腳,幾乎赤腳在雪地裡行軍作戰。

黃仁宇分析蔣敗毛勝原因:蔣介石僅完成作為獨立國家的高層軍政權力架構,廣闊的鄉村仍被地方軍閥割據,嚴格講蔣介石並未統一中國;毛澤東通過土地革命,收買工農,及時完成基層權力建設,最終以農村包圍城市奪得政權。

漢納·阿倫特將社會主義斯大林與納粹希特勒等同,她使用「共產極權」描述全球共產社會主義實踐的殘暴與獨裁。中共取得基層政權,正是通過「打土豪分田地」等暴力手段,切斷鄉村自治和鄉紳耕讀傳家的自然人文格局。


1955年,父親(中)佩戴軍銜照。

中共取勝還在於豎起共產主義烏托邦天梯,自己踩在土地上,以美好的未來做誘惑,將人等同於低等動物驅使,將人體能量發揮到極致,讓人們攀爬上毫無盡頭的虛幻天梯,然後數百萬成千萬地獻身死亡,最後換來的卻是一個專制獨裁政權。一旦邪惡思想與戰爭結合,人類將萬劫不復。

中共早期承諾「耕者有其田」動員民眾奪取政權,極有可能在「耕者無其田」「居者無其屋」謊言中結束統治——中國農民對土地只有使用權卻無所有權,城市居民商品房只有建築所有權卻無樓下土地所有權。所謂憲法權利「主權歸民」實質是「主權歸政府」。

這不僅違憲、違背民意,而且觸犯天條。實際上中共自1927年南昌和秋收起義之後,朱德與毛澤東建立第一個根據地井岡山,也就預示著中共作為小農意識濃厚的組織,對土地和財富天然具有侵占欲,頗得歷朝農民起義的真傳。

「朱毛」在井岡山踞險稱王,儘管出於生存需要,但靠武裝暴力收編地方武裝,打破了當地原有社會秩序,實難論誰好誰壞;後期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排擠、迫害建立陜北根據地的劉志丹,如出一轍。


父親(後排左二)。

費正清評價:「毛在那裡(井岡山)集結了叛亂力量的源泉即人力和糧食。」、「紅軍作為政黨的階級隊伍,(在蘇維埃政權)尤其享有特權。為了確立政治控制,他們既採取古老的農民起義方式,又以階級鬥爭名義,用暴力重新分配了土地。」(《美國與中國》,P268、269)。

中共建政後,將私人土地和住房全部收歸國有(實為政府所有)。近年遍布城鄉的暴征血拆,同樣都是對土地與財富的貪婪掠奪和瘋狂占有,近乎於公開搶劫,這在暴政邏輯上前後是一致的。

當需要普通工農打江山時,中共跟工農站在一起,化身為工農的一分子;當奪權成功,工農便被拋棄,曾經承諾的自由和土地等統統反悔。曾經承諾解放全人類,結果首先通過頻密的政治運動將自己的同志拋棄和消滅。

革命的過程,不光血腥暴力,而且貫穿著等級制度。那些居於權勢金字塔頂者,被認為是最為可靠和忠誠的同志,他們結成利益共同體,自授權位,同時享有婚配的性特權——性混亂,多婚,子女被送往蘇聯避難並接受良好教育。

中共高層的性特權,不僅表現在對中低層官兵實行禁欲主義,而且映射出封建特權階層的男權思維,這跟後來他們建立的共和國,靠暴力實行人治,一脈相承。在奪權時,許諾民主,奪權後,實行專制,這是共產極權的最大特色之一。

中共高級領導人的個人才智,在殺戮——奪權——統治——權力傾軋的敵我不安全感中虛耗,而不是造福國家、服務社會、保障民權。用權利制衡權力,將統治者關進籠子馴服,今日的台灣就是如此,中國大陸一定也有這一天。

普通工農賣命者,沒有這種特權,死後連名字都不會留下。沒有比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更冷血的革命記載。以犧牲絕大多數人生命成就虛假的集體記憶,少數中共高級官員對應著數百萬死亡的無名集體。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層,踐踏著無數同志的屍體,登上天安門城樓,竟然捨不得記載那些倒下的同志姓名,並在奪權後撫恤他們的親屬。不僅不會撫恤死者,反而把那些倖存戰友,通過政治運動一個個消滅。

中共黨旗確實是血染的,不僅有同志的鮮血,而且還有被稱為敵人的鮮血。「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是中共迷信暴力最為赤裸裸的證詞和實踐。

(待續)
2021年6月,父親節定稿

劉水  1989年中國民運學生領袖,先後四次入獄,多次被拘押、驅逐,曾在南方都市報、大公報大周刊深圳總編部、深圳晚報等九家媒體任職記者、編輯和主編。致力於大陸言論自由、社會進步和制度民主和平轉型寫作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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