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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華援助協會》創辦人傅希秋牧師，為「六四」天安門事件見證人之一。他出生在農村，由於家境清寒受盡屈辱，自小強烈渴盼公平與正義。1989年天安門學運爆發，傅希秋正在山東聊城師範學院大學就讀三年級，他在山東發起大遊行，並帶領同學前往北京聲援。六四開槍後，他曾在校園親眼見到穿著血衣的同學，歇斯底里的哭喊！接著當局開始抓人，他被出賣，被迫寫悔改書，一度深陷谷底，對人性絕望，最後憑藉著信仰的力量支撐渡過。
回首「六四」，傅希秋牧師期望有一天，當民主、自由憲政的中國出現的時候，會有一個公義和解委員會還原歷史真相，處理相關問題；他並認為，在中國經濟現代化之後，心靈現代化更是當務之急，否則，不能保證「六四」屠殺不會在中國再度發生。
以下是傅牧師接受央廣獨家專訪的文字紀錄。
記者問：請先聊聊您的家庭背景？
傅希秋牧師答：1989年的時候，我在山東的聊城師範學院（現在改為聊城大學）讀英文系三年級。我從小生長在一個貧窮的農村家庭，我媽媽是叫化子，在1958年的中國，因為毛澤東錯誤政策導致飢荒，我的媽媽跟她的前夫没有任何能力扶養我的哥哥和姐姐，也無法提供一個住的地方，所以我媽媽就帶著我的哥哥和姐姐過著乞討的生活。
在這個日日夜夜乞討的日子裡，經過很多村莊，最後，到了我父親所在的村莊，然後結婚。我父親也是一個殘疾人，所以呢，生長在這樣一個家，遇到的情況就是家貧外人欺。很多小朋友啊……他們都會欺負你啊！被人瞧不起，所以心靈上一直是希望有個改變，改變自己的家庭狀況，希望能夠有一天，即使不是出人頭地吧，至少要與人平等，不要遭受這種不公義的對待。
美國「對華援助協會」會長傅希秋牧師。(傅希秋牧師提供)
記者問：您為何參與1989年的學生運動？
傅希秋：1989年北京學生上街提出的訴求就是：反腐敗、反官倒、提高教師待遇等等。當時我也是我們大學裡面的學生領袖，我想，北京的學生已經行動起來了，我們也應該行動起來，所以我就組織了我們全市第一次大遊行，後來也帶領同學去了北京。
實際上，當初的想法很單純，就是希望通過這樣的遊行來表達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反腐敗等等，逐漸的，隨著運動深入，參與的人開始喊出要有新聞自由、要民主這些口號…其實最初的理想還是希望中國共產黨本身能夠改變，通過更深入的改革使中國的政治生態能更好，但沒想到的是，1989年6月4日，中共政權調動軍隊和坦克，開始屠殺無辜的市民和學生。
記者問：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您人在哪裡？
傅希秋：我是6月4日前三天，離開天安門廣場的，因為當時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現在的太太，在天安門廣場生病了，被緊急送往醫院，我去醫院陪她，所以，我没有成為「坦克人」！我没有在廣場上親眼看到殺人情景！但「六四」發生之後，我馬上被人找去學校的校園，我還記得當天的場景，同學身上衣服有血，而且有人是從天安門廣場草叢裡爬出來的，跪在學校的操場哭喊著說，「他們真的殺人啊！動槍啊！」我心裡很震撼，雖然我們知道共產黨高官或子女腐敗，但是，當時受的教育，也還是希望相信政府、相信黨，人民政府肯定不會去屠殺人民，更不會調動人民的軍隊去屠殺手無寸鐵的人民！結果這真的發生了。
1989年5月17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成千上萬的學生遊行示威要求民主。(路透社/達志影像)
所以，首先是震撼，震撼之後，我們這些所謂的學生小頭目就被強迫去自首，去公安那邊，然後日日夜夜要寫材料，要有悔改要反省，就像對待罪犯那樣…那個時候，我從極度的憤怒，逐漸衍變成絕望、失落…尤其是當我發現「六四」期間的支持者開始背叛，甚至是不惜說謊的時候，我無法理解，更不能接受為什麼人會變成這樣？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觀點，但不要以謊言來背叛朋友！
我逐漸從對政府的絕望、變成對黨的絕望、以及對人性的絕望…這種絕望又變成一種憤怒，並轉化成仇恨。那時我心裡想，作為一個農村的孩子，也許我會被關到監獄裡面去，如果變成政治犯，我還不如一死了之，因為這會影響到全家人、全村人、甚至可能全縣人都受到影響。我寧願是榮耀的死，也不願被屈辱，所以當時想到要自殺，甚至想到要殺人，殺掉後來迫害我的人！
就在那時候，我拿到一本書，這是中國山西基督徒的見證：民國初期，有一個很聰明的人染上鴉片毒癮，在吸鴉片的過程中差點死掉，後來他遇到外國傳教士傳福音，因此成為基督徒。信仰為他的生命帶來顛覆性的、革命性的變化！他接受耶穌基督做為生命的主宰後，不僅戒掉鴉片，而且還去山西各地建立戒烟所。當時我被這個見證深深震撼了！這是我一個同班同學不想看而給我的小書，我卻因為這本書而有了信仰，成為基督徒。
記者問：「六四」發生至今已30年，您認為它能終獲平反嗎？
傅希秋：今年是「六四」30年了，30年前的學生運動，屠殺確實是發生了！當年執行屠殺，甚至直接下令屠殺的鄧小平，也已走入歷史，可以說去到了他該去的地方；我覺得，從公義的角度，那些手上沾滿「六四」亡靈鮮血的人，將來還是會得到公義的懲罰。
但是，現在要去平反，讓一個極端不悔改的集權政府，尤其現在的習近平是文革以來最集權的政府，你再號召他給「六四」平反，這根本就是恥辱，這個政府根本不配給「六四」平反！相信有一天，當一個民主自由憲政的中國出現的時候，應該有一個公義和解委員會來處理這些歷史問題；今天最重要的是還原真相，拒絕遺忘，並教導下一代，讓他們知道歷史的精神是什麼；另外，從一個基督徒的信仰的意義上來講，「六四」確實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慘無人道的政府對手無寸鐵的人民發動的大屠殺，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從屬靈的意義上說，如果上帝不許可的話，當然也沒有一件事情會發生，儘管這是個邪惡的事情，是一個極大的悲劇，但我們也透過這個邪惡的政府行動，促使整個民族覺醒。
美國「對華援助協會」會長傅希秋牧師(左)。(傅希秋牧師提供)
記者問：您認為「六四」之後，帶來最大的改變為何？
傅希秋：「六四」之後的知識份子後來紛紛成了基督徒，用「六四」21個通緝犯之一的遠志明的話來說，就是「失了大地，得了天空」，我們這一代人不再去迷信任何體制、任何主義，任何權力機制所給予的那些承諾也好，任何的制度安排也好，我們這些原先把改變希望寄託在制度安排的人，可以說完全絕望！於是開始思考，在制度改變之前應該先有心靈的改變，在社會改變之前，應該先有民眾本身素質的改變，也就是在物質和制度現代化的時候，應該先有心靈現代化，若無，即便把美國憲法修正案或英國大憲章搬到中國，也不能夠保證「六四」屠殺不會再重複發生！
這是為什麼我後來成為基督徒和傳道人，建立「對華援助協會」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保護中國未來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和法治，這是我們的使命，因為我們認為宗教和良心自由是人類的第一自由（frist freedom），沒有第一自由，其他都談不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