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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進入第三季末，美中關係仍難以平息衝突，且從經貿議題擴溢到外交政治領域，以及全球難以擺脫COVID-19疫情，各國仍不輕易鬆綁防疫管制，深怕第二波疫情再起。美中不睦與疫情肆虐重挫中國經濟，讓成長趨緩的步驟更是雪上加霜，原本漸進趨緩的「L型經濟模式」恐怕有直墜式的「硬著陸」風險，亦或出現經濟成長高低起伏不定的跳躍式變動，這不但會衝擊中國整體社會經濟的穩定性，更會削弱中共宏觀調控政策的政府治理效能。
簡言之，中國經濟已進入改革開放以來的深水區，「產業創新」與「量能保底」恐怕會有雙頭空的困頓局面。
中國經濟是高低起伏？還是止跌回升？
今年第一季中國經濟成長率出現1980年代以來首次負成長的記錄，經濟大幅衰退6.8%，貿易與投資也低迷不振。二月時，全中國在「大封鎖」的疫情管制下，人民生活常態驟變，以及勞動力因城際封閉而無法流動，企業生產更是出現大停擺的狀況，甚至在國際市場萎縮的情況下，許多出口訂單有「延遲」或「斷鏈」的現象；不僅如此，內需與外需的動能不足，呈現「供給跟不上需求，需求又低於供給」的詭譎情境，讓仰賴投資及出口為主的成長模式背受衝擊，直接投射出市場對中國未來景氣的悲觀預期心理。
不過，依據中國國務院在七月中旬所公布的數據，今年第二季的中國經濟成長有回溫的跡象，不但由第一季的衰退轉為增長，更表現出出乎外界的預測，一口氣繳出3.2%正成長的經濟成績單，看似有從疫情衝擊谷底反彈復甦的跡象，而這樣的結果也讓部分觀察家認為「中國經濟運行有恢復性成長的態勢」。然而，中國經濟就此穩步復甦？已擺脫疫情的拖累？恐怕仍必須有多方的對比評估。換言之，在宏觀面上有待持續觀察全球經濟形勢的動態，同時輔以微觀中國的區域發展落差，以及內部市場的消費就業議題，方能綜整對中國未來經濟的走向。
轉向內需自力更生 內循環降低對外依賴
中共面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困境，不再有如過去深具信心的氣燄，這也是為何今年兩會期間，李克強並沒有如常宣布今年經濟成長目標的原因，畢竟在疫情肆虐下無法說得準，以防萬一無法兌現被打臉有失顏面；又，習近平4月初提出「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準備」，這是自證預言的預防性台階，嗣後，習在兩會期間提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概念，且特別指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概念，以因應經濟可能脫序的影響。
由上述的現況可以判斷，中共依舊會採取政府干預市場的老套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是必然的對策。尤其採取貨幣政策與金融手段來恢復企業生產的動能，甚至是刺激內需市場的消費力，希冀能力挽狂瀾經濟劣勢，讓總體經濟能止跌回升。
然而，中國政府擁有的政策工具相當有限，以十月將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五中全會」為觀察指標，屆時中共中央必須確立「十四五規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2021年到2025年）的綱要內容，「十四五規劃」勢必要針對「國內國際雙循環」提出具體方案，以定錨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戰略；無獨有偶，習近平在8月下旬便將「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列入「十四五規劃」的指導方針，換言之，透過「擴大內需」來促動「國內經濟的大循環」將會是「十四五規劃」的重點基調，具體的作法也將延續2016年就推行的「供給側改革」，自力更生的策略部署來因應美中經貿可能脫鉤的挑戰。
單靠刺激消費市場 恐怕難以支撐經濟復甦
持平而論，習近平力拼「國內大循環」有其內、外部現實因素的策略考量，畢竟當前中國因為疫情導致「對外貿易下降」，以及美國對中國採行「科技封鎖」所形成的技術研發能力不足的問題，依靠內需市場便成了彌補缺口的直覺邏輯；不過，這是相當保守的思維邏輯，原因在於，長期以來中國的產業供應鏈有一定程度依賴於國外的需求與技術供給，而且消費市場的流通與分配根本難以切割國內與國外的分別，換言之，中國經濟要完全與國際市場隔離的成本相當高且不容易。縱然中國擁有具規模的市場潛力，經濟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軸，恐怕會有消費行為地下化的現象出現，「擴大內需」對「國內大循環」的效益也不高。
現實上，中國的內需本來一直都不是經濟發展的主力，以今年的消費力來看，原占整體經濟產值超過5成的消費，第一季與第二季分別下滑了19%及23%左右，可以預期，要透過刺激消費來拉抬經濟增長動能，恐怕是過於樂觀的判斷。那麼中國政府會採行哪些政策手段來助燃復甦火花？增加固定資產投資應是毫無疑問的作法，只是能使用的工具相當有限，這更弱化政策的整體綜效，畢竟緊控房地產行業的政策基調，目前仍無法逆轉或改變，或將國有企業調整對內進行基礎建設投資的作法，也難有立竿見影之效，總而言之，今年中國經濟成長要「保四」恐怕不太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