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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澳門，明日香港。」數年來，北京眼中的「乖孩子」澳門模式在香港支持民主一派人眼中卻是避之不及的噩夢。中國的政策在澳門通常可順利落地，而在涉及到自由與法治時，類似政策多在香港引起反彈。
最近的一個例子便是《國安法》。北京在今年「兩會」上宣佈，將由中央政府制定法律，在港維護國家安全。這套被稱作《港版國安法》的法律，在香港和國際社會引來破壞「一國兩制」的批評，還引發了新冠疫情爆發之後，香港首次大規模示威遊行。
與香港的激烈抵抗不同，在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早在2009年便已立法，施行至今。同為「一國兩制」，澳門《國安法》是如何通過的？在當地是如何推行的？在國安立法方面，澳門能成為香港榜樣嗎？
維護國家安全法
澳門與香港在國安立法方面責任異曲同工。與香港一樣，澳門「小憲法」《基本法》中第二十三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行針對分裂國家等行為立法。2002年，「23條立法」開始在香港進行討論，澳門特區政府也表示將要開始立法。
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然而23條立法在香港引發社會強烈反對，2003年7月1日爆發50萬人大遊行，反對限制港人集會與言論自由，之後香港特區政府終止立法程序，澳門政府也效仿港府擱置立法。
五年後，港澳在23條立法上拉開距離。2008年10月，在澳門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的最後一屆任期尚有一年屆滿之時，何厚鏵宣佈啟動23條立法程序。2009年1月，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在澳門立法會通過，同年3月生效。雖然許多分析人士認為，澳門此舉也是在為香港立法鋪路，但由於反對與質疑聲大，香港至今沒有啟動立法程序。
澳門與香港《國安法》立法過程中的決定性差別在於，法案在澳門社會受到的阻力很小。雖然也有人提出人權與自由方面的擔憂，但由於民主派在澳門整體力量偏弱，法例順利通過所有流程。
澳門社會一直普遍擁護中共，在1999年主權移交回中國前便已如此，甚至曾有「半個解放區」之稱。1966年一場澳門人反對澳葡政府的示威引發警民衝突，北京當局和澳門親北京社團在為此與澳葡政府的交涉中佔據上風，迫使葡萄牙人道歉，之後左派「愛國力量」一直在澳門壯大，在政界也是如此。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表示，澳門反對派一向「沒有什麼聲音」，而對於中央一定要做的事情，澳門「當然更是沒有（反對聲音）」。「大家都知道北京對國家安全有要求，所以澳門也沒有特別大的意見，」他對BBC中文表示。
未被使用的法律
在過去11年時間裏，澳門《國安法》從未在法庭上被動用過，這說明「乖孩子」澳門沒有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但這部法律對於澳門和北京仍有意義。
「我認為這其實是一個紙老虎，」余永逸說。「中央覺得我有一個法律，就有了安全感。」
根據這項法律，作出叛國、分裂國家、顛覆中央政府、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等行為將會被判處刑罰，單項刑罰最高為25年監禁，而外國政治性組織及團體，及與外國團體有關的澳門團體如果「危害國家安全」也將被處罰。
余永逸指出，在澳門不使用《國安法》更符合北京利益。在可以使用其他手段有效控制澳門的情況下，啟用《國安法》反而會傷害澳門作為「一國兩制」示範單位的形象。
「中央想說的是，『你看澳門很好啊，這個東西放在這裏就是保護國家，沒問題的時候我們是不會拿出來用的』，」他表示。
然而最近兩年，圍繞這部從未使用的法律，澳門陸續增加了法律與機構支持。2018年9月，澳門政府成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由澳門特首擔任主席，統籌協調澳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的工作；2019年2月，澳門立法會通過法例，規定只有身份為中國公民的法官與檢察院司法官可被指派處理《國安法》犯罪案例。
2020年1月，澳門又通過立法及制定《司法警察局特別職程制度》指定司法警察局處理涉及國安犯罪的職權，同時保障執行秘密職務的司法警察人員身份可不被公開，並表示未來將建立國安情報工作處等多個維護國家安全的部門。
澳門立法會民主派議員蘇嘉豪表示，澳門加強國安法配套設施與中國近兩年的「大環境」有關。「由始至終澳門根本就沒有國家安全的問題，這些大動作跟北京近幾年越來越強調國家安全有關，因為澳門在姿態上需要跟進北京的政策，」他告訴BBC中文。
國安法 澳門是香港的未來？
雖然《國安法》在澳門社會沒有被動用過，但蘇嘉豪指出，它加強了澳門社會的寒蟬效應。
「過去11年來，23條（立法）有一個客觀效果，就是使澳門民間社會和媒體等的自我審查的不斷加強，」他表示。「澳門非常小，本來就是一個人際非常緊密的社會，現在很多人害怕講真話會被秋後算賬……還有國家安全的內涵是不是會無限擴張演繹，很多事情都可以扣上國家安全的罪名，這才是一直以來澳門甚至香港的擔心。」
與澳門社會長期偏左不同，香港主流社會看重「一國兩制」中的「兩制」，希望可以與北京嚴格的審查制度保持距離，維護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開放與相對獨立的定位。香港民主派雖然在立法會中從未佔多數，但在主權移交以來，要求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雙普選」的呼聲在香港社會一直存在，且近年在北京的愈發強勢下，要求民主的聲音在香港越來越強烈。
作為「一國兩制下」中國僅有的兩個特別行政區，北京對澳門與香港在很多時候使用同樣的政策，余永逸認為，如果北京想用澳門為香港做示範，將是一個「很大的誤判」。
「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而澳門不是一個很國際化的城市，兩個特區可能都有外資，但外資的使用方法不一樣，」他說。「澳門的外資過來是為了賺中國人的錢，根本不需要處理澳門本地政治的問題，但香港不同，中國在利用香港外匯中心的地位，把外資引進中國大陸，外資希望可以用香港的金融法律體制保護他們在中國大陸的投資。」
他指出，與澳門經濟仍在上升期不同，香港經濟本身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但制度方面沒有跟上，導致香港人對於民主的看法也發生了改變。「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還在講香港不可能用革命的方式達到民主的發展，講不應該像韓國和台灣那樣暴力，但現在香港好像已經跟當年的台灣和韓國一樣，開始接受暴力方向了。」
「港澳本來就不一樣，但用同一個模式管理，問題就來了，」他說。「北京如果還在想為什麼澳門成了，香港沒成，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誤判。」
